南师名人

刘恩久--七十只当十有七  奋发犹是好儿郎

2010-06-07南师名人23158 [    ]  [打印]

 

 

    刘恩久先生生于1920年10月,1980年10月他调入南京师范学院时,恰好是60岁整。学校调来他,是为了加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学科建设,协助我国心理学一代宗师高觉敷先生的学术工作。刘先生协助高老领导全国同行开展心理学史研究,创立了我国心理学史学科,使之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学科体系。他们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均为首创,如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西方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史研究机构,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心理学史方向的博士生,这些工作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恩久先生之于高老,有些像爱克曼之于歌德,胡颂平之于胡适。但不同的是,刘恩久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学贯中西、建树丰硕的心理学家。他曾先后就读于沈阳培英英文专科学校、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北京大学、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先后执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四平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还曾任南京师大心理学史研究室副主任、华夏教育图书馆馆长,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会员、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会员、国际人类关系实验培训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刘恩久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心理学史、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主编有《心理学简史》(1983)、《西方社会心理学简史》(1988)、《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新阶段》(1992)和《感情心理学的历史发展》(1993);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册《心理学史》(1985)、《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1989)和《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1991)等著作和教材的副主编;编著有《西方现代哲学与心理学》(2002);主译有黎黑的《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1990)等;先后在《心理学报》、《心理学科学通讯》、《心理学探新》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库恩的范式论及其在心理学革命上的有效性》、《德国心理学的现状》、《康德在意识论领域中的涉猎》等30多篇论文。上述《心理学简史》获甘肃省委、省政府优秀图书奖(1986),《社会心理学简史》获江苏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0),《心理学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册)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大百科全书》突出贡献奖”(1993),《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获国家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刘恩久先生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翻检了刘恩久先生的上述著作和论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系列或填补学术空白或在评优中获奖的成果,大都是他60岁以后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位教学任务很重的教师,一位社会工作很多的专家,是如何焚膏继晷拼命工作的。从刘恩久先生写于1990年的《随园十年》一文,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献身学术事业的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他说:“日月蹉跎,岁不我与,在随园工作,不觉已十易寒暑。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在是很短暂的。然而对个人拥有的时间来说,却不算一个小的数字。人的一生中总共才拥有几个十年呢 ”他回忆起刚调来南京师范大学时的情景,感触很深:那时“正是全国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百废待兴,要把失掉的时间夺回来的时候”,“我和所有的同志一样,心情舒畅,干劲十足,以至智力上不时地进发出闪亮的火花,拓通了创造思维之路,写出了我前三十多年想写而未写出来的论著”。刘恩久先生认为,这十年,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十年,他还为这十年写了一首纪念小诗:

十年辛苦费思量,写译校改成书忙。

七十只当十有七,奋发犹是好儿郎

    这是何等的乐观豪迈,又是怎样的赤子童心!

     刘恩久先生是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代名师,也是一位精于授业、乐于育人的辛勤园丁。他的课十分精彩。多深奥的理论,在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解中,很容易就弄懂了。刘先生的课不仅生动风趣,声音还特洪亮。连在小礼堂上课也不用麦克风。他的课征服了所有听过他课的人,成为心理学界与哲学界的“一绝”。1986年南京师大党委请他为中层干部开“弗洛伊德思想讲座”,原定只讲一次,在中层干部的一再要求下,讲了三天,每次都座无虚席。刘先生上课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课堂上不看讲稿。其实讲课内容他早烂熟于胸,上课时信手拈来。他上不同院系的课,要反复琢磨,换不同的例子,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少见。1990年在他获得“江苏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表彰后,笔者由于工作关系,专程采访过他。刘先生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开朗,毫无架子。当时如果不是他前额上刻着的条条皱纹,很难让人想象他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身穿一件旧中山装,天气热,他解开了外衣钮扣,不时随意拿起书桌上的一本杂志扇几下,像一位来自乡间的教书先生。问起他教书育人的体会,他说:“带好研究生,除了要关心他们的专业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政治思想以及他们的生活。”

    刘先生十分重视培养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课便是指导他们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强调该著作揭示了人的本质问题,是研究西方心理学的基础性文献,必须认真研读。刘先生还亲自为研究生们拟定理论学习计划,要求他们至少要系统阅读十本以上马列主义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以及《邓小平文选》等,认为“只有这样,为人、治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对西方一些心理学说也才能批判地吸收”。1991年,刘先生撰写了《当前西方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整合》一文,1992年,在病中他整理自己的一批论文准备结集出版,在这篇论文末尾又专门加了一段精辟的话:“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定义心理、意识为:脑的机能(本体论),客观现实的反映(认识论),或者客观现实的主观映像(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辩证统一),恰好是解决心理学这一最重要最核心的心理实质问题的理论基础。只有将西方心理学种种学派以及种种理论纳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才能克服危机,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否则,西方心理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其前途必定是渺茫的!”

    在学术上,刘恩久先生对他的研究生也是关怀备至。他常说:“既然让我带他们,就得爱他们,对他们负责,可不能误人子弟!”有一次,一位学生带着问题叩师求教,适逢刘先生卧病在床,这位学生正欲离去,他却热情地将学生叫入内室,在病榻上很详细地解答了问题。刘先生非常注意为研究生们提供学术研究的锻炼的机会,如组织他们参加编书、参加学术会议等。他的许多学生在校期间就出了成果,走上工作岗位后,便很快成为业务上的佼佼者。回忆起导师,一位已颇有建树的硕士毕业生感慨地说:“刘教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使我们收益良多。可以说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刘老师全力扶持的结果。”有一次,已届七旬的刘先生幽默地对他指导的博士生们说:“30年后我们再相见,你们在座的人都会成为名教授。”现在他的学生有的已经当上博导了,令人痛惜的是,刘先生1993年去世至今已整整10年了。

    刘先生对学生的外语、哲学等基础学科尤为重视。他说:“没有外语,就不能了解国外研究的最新动态;没有哲学,就不能为自己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他上课时常常出其不意地用外语向学生提问,并要求学生用外语回答,他的研究生开玩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教授用洋文问话。”但经过一段时间磨炼,他们的外语水平还真有很大的长进。刘先生精通英、德、日、法、俄等五国文字,有一年他出访澳大利亚,在一次宴会上,一位“老外”语出惊人,轻率地说中国心理学研究还处在童年时期,刘教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详细介绍了我国在心理学领域的进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下可轮到那位教授先生吃惊了。刘先生常用这件事来告诫学生,学好外语既是学习西方心理学的第一步,更是了解世界和争取被世界了解的重要一步。

    刘恩久先生对研究生生活上也很关心,他曾坦言:“我一直是把他们当自己孩子看待的。”学生病了,他去探望;学生思想上有了波折,他去开导;学生买书发生困难,他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他当年的弟子至今还津津乐道于刘教授做得一手好菜,他时常邀几位学生到自己寓所“改善生活”,边吃边讨论问题,怡然自得。

    余生也晚,学识也浅,于刘恩久先生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对他的学术贡献、治学方法与教育教学成绩更不敢置喙!对于刘恩久先生,笔者有感者三:一是几千年前孔子曾说如生于晏子时代,就是为他执鞭驾车亦心甘如饴。刘先生遇上高老,与高老合作多年,是他的造化,另一方面,高老如果没有刘先生协助,恐怕是心理学界的一大憾事。二是高老堪称心理学大师,外语水平很高,对西方心理学研究造诣极深,但他一生并未留过洋,早年走得最远的是中国的香港。刘先生早年虽在日本求过学,学的是经济,但他精通五国语言,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恐怕失败者各有名的原由,而成功者的门径可能是相通的。三是高老生于1896年,长刘先生24岁。高老是浙江温州人,体弱瘦小,看似文弱书生,而刘先生祖籍山东蓬莱,高大硬朗,俨然北方大汉。但刘先生忘我工作,常常耽误求医问药以至先于高老病逝,耄耋高老送别晚辈,其痛何堪!所以好心的人们并没有告诉高老刘恩久先生去世的消息。十几天后高老也遽归道山,病危之中高老连连发问:“刘先生怎么不来了 ”心理学界连失两位大师,怎不令人痛感泰山之摧、梁柱之折!

    刘恩久先生是带着学术研究上的遗憾,教学上的未竞之事而去世的。他在1990年写的《随园十年》中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个愿望,想做哲学与心理学两门学科结合的工作,由于自1982年时起我为西方心理学史专业和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课,到现在经过七次教授和七次修改真的形成了一部哲学流派与心理学流派的关联和影响的著作了。这部书我把它定名为《西方现代哲学与心理学》,也可以说是我的创造性劳动吧。”这部书1992年1月就已编好,刘先生连书的前言都已经写就,但谁也没有想到,他却没有能见到这部著作的问世。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2月,也就是刘先生去世10年后,该书经刘先生当年的学生、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郭本禹整理,终于由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

    郭本禹在《西方现代哲学与心理学》一书的序言中介绍了两件令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与刘先生相交的往事,其中一件是:“1993年年初寒假离校前,我和一位师弟一起去医院看望病中的刘先生,当时他靠坐在病床上跟我们说话。我们怕影响他休息,说了一会儿话,就准备起身告辞,但刘先生坚持不让我们走,一定要我向他汇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听完之后他特别提醒我:在介绍科尔伯格的思想渊源时,最好把‘道德心理学说传统’部分调到‘道德教育传统’部分之前。当我们离开病房时,他还满怀信心地对我说:‘等我出院了,下学期开学后我再给你修改论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的永诀。但刘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应该说能得到高老和刘先生的亲炙,郭本禹教授的求学生涯是幸运的。

    有的老师,让许多人因不能成为他(她)的门墙桃李而抱憾终身。而刘恩久先生就是这样的好老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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