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徐悲鸿--丹青巨擘 教育巨子

2013-10-09南师名人15727 [    ]  [打印]

徐悲鸿--丹青巨擘 教育巨子

 

 

 

 

丹青巨擘 教育巨子--徐悲鸿

 

 

    江南,乡间小道,一个瘦弱的少年紧跟着马车后面跑,他的双眼只顾盯着奔跑中的马,竟忘记了道路的凹凸不平,结果自己跌了跤,磕破了手脚和脸,鲜血直往外流。他没喊一声疼,爬起来继续追赶已经跑远了的马……数年后,他饱蘸浓墨,走笔游龙,不一会儿,一匹深沉浑厚、傲骨嶙峋、四蹿生风、飞越险阻的奔马跃然于纸上;他指导学生作画,呕心沥血,带领学生对景写生,足迹遍及祖国名山大川。他就是以铮铮铁骨与厄运作不懈抗争,留下数千传世之作,蜚声中外的艺术大师,他就是以满腔热忱开拓美术教育新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徐悲鸿。他一生永不停息的奋斗融合着对祖国的挚爱,对艺术的执着,对学生的深切关怀……

 

困厄中崛起的傲骨

 

    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屺亭桥镇。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是个私塾教师,也是自学而成的贫苦画师。他希望儿子健康长寿,因此给儿子取名徐寿康。可事实却并不如人所愿,寿康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因此就改名为“悲鸿”。

   悲鸿6岁开始读书,并在父亲的影响下对绘画产生了兴趣。9岁时,他就读完了《诗》、《书》、《易》、《礼》和《左传》,父亲开始教他每天临摹吴友如的一些人物、界画。吴友如是清代著名的插图画家,他笔下的楼台亭阁、虫鱼鸟兽、山山水水,神奇地将中国传统美术的坚实种子,播撒在悲鸿的心里。到11岁时,他已能做父亲的助手了,常常在父亲的画面上不重要的部分填颜着色。他的书法在全村出了名,每到春节,常有街坊四邻请他写春联,矮小的他,便站在板凳上,挥着硕大的长毫,书写各种春联。

幼年的悲鸿,因为家境贫寒,没有进学校读一天书,但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写字、作画倒也长进不小。可是灾难却追赶着不幸的穷人,生活艰难,父亲含泪卖了地,到1908年家乡又连年水灾,13岁的悲鸿随父亲辗转于邻近各县村庄,鬻字卖画维持生计。这使他不断地接触下层社会和劳动人民,忧国忧民之情随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他曾细心搜集强盗牌香烟盒上的动物画片,还得到了日本的一些动物标本,这些都成为他摹写的参照。同时,他还见到了欧洲十九世纪绘画大师们的作品复制品,这些精美的复制品以严谨的造型,绚丽的光彩,异常强烈地震撼着悲鸿的心灵,使他产生了去欧洲学习美术的朦胧愿望。但憧憬和幻想被严酷的现实打得粉碎,父亲染上了重病,此时17岁的悲鸿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曾独自到上海卖画并想学习西画,未能实现。19岁时,父亲病故,弟妹众多的家庭更加贫困了,他同时应聘做了思乔小学、彭城中学、宜兴女子初级师范学校3个学校的图画教师,从此踏上了美术教育的道路。

    1915年,悲鸿前往上海谋生。临行前,宜兴初级女子师范的张祖芬先生热情地送别他,并勉励他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悲鸿从这位长者兼同事爬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了诚挚的关怀,从那时起,他终生铭记着这两句临别赠言,并将它作为座右铭。直到他的晚年,他还说张祖芬先生可称是他遇到的第一位知已。他带着亲友的期望到了上海,然而却好长时间找不到职业。面对厄运,血气方刚的他曾面对奔腾而浑浊的黄浦江,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悲鸿终于战胜了自己,没有跳下去。他一面以画投稿,一面学习德文,曾在“暇余总会”的烟室之中就居,在不得休息的环境中坚持作画、学法文。更为神奇的是,这位种过地、教过书、流浪过的年轻人,1920年报考上海震旦大学,竟然被法文系录取了,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因为受两位姓黄的先生的扶助,他在学校里所用的名字为“黄扶”。读书期间徐悲鸿认识了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拜康为师,受到康“卑薄四王、推崇宋法”艺术观点的影响,并纵览康有为所藏碑版,临摹《泣石碑》、《张猛龙碑》等数遍,这对他的书法艺术有很大的影响。

历经生活磨难的悲鸿,已经具备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养成了与困难作不屈斗争的玩强毅力,这些都为他以后成为艺术大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负笈求学 合璧中西

 

 

   徐悲鸿曾两次出国求学,1917年5月起在东京研究美术;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约8年时间在法国专心学画。在日本时,他常到书店、画店、美术馆去观赏。他认为,日本画家能摆脱积习,会心于造物,努力创造博丽繁郁的境界,在花鸟画方面成就很高,但他们的缺点是华而薄,少韵致,缺乏蕴藉朴茂之风,他以对日本画坛的客观分析来为自己的创作提供借鉴。在法国,他先在巴黎徐梁画院学习素描。白天,他除了用心学习素描以外,还精心观察西洋古典绘画,研究艺术大师们的杰作,领悟他们的作法。1920年初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立巴黎最高美术学校,面对一些狂妄自大的洋学生,悲鸿憋着一口气,好似一匹不知疲倦的千里马,在中华民族“奋斗  争气”的大道上,日夜驰聘着。1921年冬天,巴黎举办规模盛大的全国美术展览,陈列了法国当代许多名家的作品。开幕的那天,徐悲鸿从早到晚流连在会场,竟未进饮食,他完全忘记了饥饿,直到走出会场,才发现外面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这时,他感到饥寒难忍,腹痛如割,从此他患了终身未愈的肠痉挛症。艰辛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在学校的数次竞赛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成了法国艺术大师达仰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幸运地成为德国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的弟子。至1925年秋,悲鸿的绘画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时期,创作了油画《箫声》、《蜜月》、《远闻》、《怅望》等,尤以《箫声》和《远闻》备受赞扬。悲鸿在柏林所作的《老妇》还入选法国画展,受到展览会的好评。

    在求学过程中,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逐渐形成,他坚持美术教育改革,坚决抵制歪风逆流。1918年,他被蔡元培聘为“画法研究会”的导师,他除在研究会指导会内成员作画外,还经常带领地们观察中外名作,到京郊写生。他注重画理的研究,针对画坛泥古仿古的弊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画颓废到了今日,原因在于“守旧”,我们的有识之士,必须摒弃抄袭古人的恶劣做法,不断改良创新,走写实之路。他从写实的角度对当时的人物画作了严正的批评:写人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这些言论是在徐悲鸿饱览了唐宋元明清历代名家的真迹,钻研了古代许多名家的国画论著的基础上,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19年5月,身处巴黎的悲鸿得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感奋不已,秉笔疾书,写下了酝酿已久的文章《中国画改良说》,大声疾呼“摒弃抄袭古人之恶气,一一按现世已发明之术,以规模其景物”。该文于1920年发表在北京大学的《俭学杂志》创刊号上,它是反对守旧、提倡革新的宣言书,它象一块巨石投向死水一潭的中国画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目睹中国油画作品受外国画商宣传影响太深的状况,准备办一所艺术学校,为中华民族培养美术人才,努力改变中国陈旧的艺术面貌。为此,1927年他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临画,并游历了意大利、瑞士等国研究油画    他在摸索美术教育的新路。

 

美术教育体系的逐渐完善

 

   1927年7月,一艘来自新加坡的轮船,载着悲鸿,连同他那颗兴奋的心靠岸了,游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山河依旧,衣衫褴褛的乞丐比比皆是,他的心一阵阵痛楚。他是一个疲惫的旅人,更是一名钢铁战士,一个准备开拓美术教育领域的战士。他经常说:美术教育是他第一位的工作,因为他深知复兴美术事业是整个民族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它做好,不是画几张画就能发扬光大起来的。因此,从南国社到中央大学再到中央美术学院,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再至新中国成立,几十年风风雨雨,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方针、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断完善,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

在教育方针上,徐悲鸿始终都将美术教育提高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爱国主义境界去认识。1928年1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组织南国社,任南国社艺术学院绘画科主任,将“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真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材,堪为新时代之先驱”宗旨贯彻到教学中。1928年2月,徐悲鸿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任艺术系教授,那时中大艺术系主要培养艺术师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亡国的厄运迫近了。一天,下课铃响之后,悲鸿先生没有停止他的讲课,慷慨激昂地历数日本侵略者屠杀我骨肉同胞的野蛮行径,他说:“谁愿意赴前线抗日,我徐悲鸿愿节衣缩食赠送路费。作为系主任,我还向同学们声明:凡是赴前线参加抗日的学生,我徐某给保留学籍,何时抗日归来,何时来我这里上课。有我徐某一天,这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大门就向抗日归来的爱国学生开一天!”他不但支持、引导学生的外患当头时挺身而出,而且鼓励学生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和平、民主。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准备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大艺术系的学生组织“野马社”,用漫画作为战斗武器,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嘴脸。悲鸿为同学们画了一幅四蹄奔腾的野马,并在画上题词:“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此画深刻地表明了悲鸿的心迹,也给了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和感染。1949年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时在北平的徐鸿率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摇旗欢呼。他画兴大发,画了幅题为《奔向太阳的奔马》,师生同乐,欢庆胜利。新中国诞生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妄图摧毁新生的人民中国。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动员青年美术工作者到朝鲜战场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中去,把手中的画笔变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武器.这位名画家用他的满腔热忱,激起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爱国热情。

    徐悲鸿的爱国主义美术教育原则能够得以实施,并获得极大成效,是因为他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的画笔从来没有停止过为祖国而战斗。1928至1930年,他完成了《田横五百士》这幅高198厘米、宽355厘米的大型多人物油画创作,画中表现了秦未不愿降汉、最终自杀的田横与五百名壮士告别的场面,着重刻划了田横顽强不屈的激情。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战士告别,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没有凄惋、悲伤的影子,有的只是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壮士中有人沉默,有人悲怆,也有人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离去,整鞍待发的马站在一旁,不安地扭动着头颈,白云低垂着,整个画面突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也讽刺了当时一些毫无气节、趋炎附势于国民党和洋人的人的可憎嘴脸。同时,这幅画在构图、人物造型、色彩、透视等方面,既继承了西方古典油画的优良传统,又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的技法,为我国油画的民族化开辟了蹊径。1932年,他将南京新居取名为“危巢”,他说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现在正当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最名之义也”。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位艺术家的责任。1931年他作《九方皋》,热切期望国家重视和延纳人材;1932年,他作《雄鸣》、《沉吟》等八幅作品,形象地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1933年,他用血和泪凝结成的一幅7平方米大型油画《 我后》问世。这是《田横五百士》的姐妹篇,作品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苦难中的中华民族就象大旱望云霓一样亟盼变革。他愤恨国民党的腐败与丧权辱国,拒绝给蒋介石作画,撰文斥责政府的无能。他在《古柏》的画面上描绘了在北平易见的古老树,巨干虬枝,郁郁苍苍,树下坐着一个人,那正是画家自己,并题“平生飞动意,对此一沉吟”。他以柏自比,傲骨凛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悲鸿先生痛心疾首,于是他决定举办一次近代中国绘画展览。1933年4月,在巴黎市中心广场的国立美术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正式开幕。接着,比利时、意大利、德国、苏联等纷纷邀请他前往举办画展,画展直到1934年8月才结束,大力弘扬了民族文化。“七·七”事变后,悲鸿赴南洋举行画展。1939至1942年三年间,他把筹赈画展所得(相当于十万美金)邮回国内,捐献给祖国抗日救国大业。为了正义他无所畏惧,1945年他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尽管受到了国民党的威胁恐吓,仍坚决不肯撤销签名,面对国民党的特务他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人早曹营心在汉,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不管谁的意见,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当祖国的光明到来时,他则兴奋至极,1949年3月,他被邀请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前往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后改在捷克首都召开)。大会正在进行过程中,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看到会场上的热烈情景,他立即画下速写,收集素材,创他了《当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拥护世界和平大会以后》这幅特别长的画轴,这是他的最后一幅大型中国画。这些事情,一件件,一桩桩,恰似一部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美术教科书。

    在艺术教育方针上,徐悲鸿由面向自然转至面向生活,面向人民,提倡现实主义,最终完全确立了美术教育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早在1931年4月,他应南开大学邀请到天津讲学,并访问著名民间艺人泥人张,他在泥人面前流连盘桓,潜心观赏。他著有《对泥人感言》,推崇张玉亭(泥人张第二代)的彩塑作品为“现实主义之杰作”,“足以颉颃今日世界最大塑师”。他对民间艺术倍加推崇并鼓励学生向民间学习,自己也积极创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他在《六朝人诗意》中画了推车汉,使中国传统画幅中增添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1937年除夕作《巴之贫妇》,写下一个身背竹篓,捡拾破烂,衣衫褴褛的老妇;他创作的的《巴人汲水》取材于沙坪坝双肩挑水、爬越百丈以上阶梯,将一担水送上岸的辛勤劳动者;1940年,中国人民在一镢一镐修筑滇缅公路,为了反映这宏大的劳动场面,表现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和决心,他创作了《愚公移山》,用古老的寓言来歌颂、鼓舞当代人。他热情地鼓励学生不要脱离生活,他的学生冯法 1943年所作的《铁工厂》、《第一把锤手》、《开山》和战地写生等多幅画,都得到了他的肯定。他经常要求自己的学生,也经常告诫自己:“生活好比酿酒,不经常丰富生活感受,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好比在酒里掺了水,淡而无味。”他亲自带领师生员工,到北京郊外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9、10月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多次亲自到大会驻地采访,为战斗英雄造像。1951年春,听到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动工的消息,他经过长途跋涉,抱病来到工地,他被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气壮山河的场面所深深感动。夜间,他在一间避风避雨的小工棚里,就着一盏光线微弱的小油灯,给妻子写道:“吾的头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吾精神的胜利完全可以战胜吾身体上的软弱。现在吾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吾正构思一幅新的《愚公移山图》  《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并在为此抓紧写生……”

    徐悲鸿所采取的办学体制是学年制、学分制和画室制的结合体。美术教育技术性很强、很严,需要大量的个别指导,完全依赖课堂教学收获不大。徐悲鸿采取的教学形式比较灵活,在中大教学时以画室制为主;在北平艺专三年制专科,又是一种办法;学分制规定必修课,选修课可以按学生自己的情况,在老师许可的前提下自己决定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以适应个性发展。徐悲鸿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认为学习的基本要素与程序是知、会、理解和创作,要学画就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在教学内容方面,徐悲鸿十分强调中西画两科并列并相互交融贯通。他认为学生最好能够在掌握中国画的意境和概括能力的同时,掌握西洋画的色彩和造型能力。对中国画专业,人物、山水、花鸟既分门又不拘于一项,努力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充分掌握创作技能,较好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他特别注意人物画的创作,他说:“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功。”徐悲鸿教学重视感觉和观察,他善于引导学生观察,也善于发现学生的进步。他说:画人要注意手腕和脚胫部位的细微变化,即三寸铁灵骨之间的变化,对这一部位的细微变化有无感觉,可以断定一个人能否学画,学画是否有前途。

    徐悲鸿在艺术教育中非常强调基本功的训练,他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因此十分重视素描。对于素描教学,他有鲜明独到的见解。他参照我国古代画理中的“六法”,根据西欧绘画造型的基本法则,提出了素描教学的“新七法”,其主要内容包括:1.位置得宜;2.比例准确;3.黑白分明;4.动作和姿态自然;5.轻重和谐;6.性格毕现;7.传神阿堵。这是他于1932年所写《画范》序中提出的。比如他提到怎样处理明暗调子和黑白层次时说,要把握好对象的最暗与最亮处,以明为标准,然后再顺次安排其他调子。这里给学生的就是一种比较观察方法,不是直接告诉学生这里应该多亮多黑,而是将方法交给学生。有了这个方法,学生自会思考如何处理好每个部位。他强调素描的教学,体现了他要求学生“追寻造化”的思想。其实徐悲鸿先生的“新七法”,不但为素描教学所适用,也为色彩画创作和其他各种画所适用。因为这不是一个死的方法,而是一种绘画的思路,是怎样培养正确的观察、分析、综合对象,并能生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方法。此方法沟通了中国和西欧的画理,又将素描和色彩要求完美地结合起来,是我国美术教育史上的创举。

    徐悲鸿在每个施教阶段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安排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较强的层次性和延展性的,教学方法也是生动有效的。他对初学绘画者指出“四宁四毋”,即宁过毋不及,宁方毋圆,宁拙毋巧,宁脏毋净,意思是要外圆内方拙中求巧,反对因任何修饰而流于油滑。他对青年学生的心理、教养、习性非常了解,他在给同学们进行美术名著赏析时,先看什么,暂时不给看什么,都是早已酝酿在胸的。有一些油画,如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作品,青年人往往不感兴趣,他就择要介绍,讲它为什么好;对于18世纪以后的作品,青年学生大多喜欢看,他就分析好在哪里,缺点又是什么。他还常将自己知道的外国绘画情况向同学们介绍,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徐悲鸿注意引导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他说自己画自己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自由地细细研究。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教室备有大镜子,学生们在镜前练习画像,晚自习教室里总是热气腾腾,大家轮流当模特儿,练习速写。他要求学生每次素描课完毕后,再默画,记住其特征,然后与实物对照,匡正谬误,以此锻炼思维的敏捷性,丰富头脑里积累的形象,为将来作画能够达到资料充实、得心应手、形神兼备做好长期的准备。徐悲鸿教育学生的渠道是多方面的,既有课堂内的美术理论的传授,又有画室外对学生创作的指导;既有面对自然的对景写生,又有深入生活的实地写生。即使在忙碌着举办画展的时候,他也想方设法教导学生。1943年3月,他在重庆举办画展,利用观众不能入场的清晨和晚上,给同学们讲解一些作品的创作情况、技法、特点,不知疲倦地解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将画展变成了课堂。

    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认为教师队伍中绘画风格的多种多样,势必开阔学生的眼界。他决不以某一位教师的风格去限制学生,而主张每人都应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及基础,追求自己独特的风格。基于这一点,他在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时,聘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先生担任艺术学院教授。他在担任北平艺专校长时物色全国第一流的优秀教师,停聘了误人子弟的教授。他每月举行教师聚会,交流工作经验,讨论教学中发现的问题。解放后,他当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工作那么忙,但他总是参加制订教学计划,亲自讲课。1953年,他指导中央美术学院和华东分院部分油画教师的进修学习,直到参加最后的进修总结。他嘱咐青年教师们,既要勤于作画,更要忠诚教育,总结出我国美术教育的好经验来。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学员们脑海中至今还萦绕着悲鸿先生在总结会上正襟危坐的形象和因为病弱而略带颤音的最后一次发言。

    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教学体系是在与旧中国画坛的保守派、顽固派的不屈斗争中确立的。1929年9月,他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当时北京画坛死气沉沉,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保守势力相当顽固,那些所谓抽象派、未来派、野兽派等形式主义绘画更加泛滥。处在这样的逆流里,他要么随波逐流,稳稳当当地拿500元月薪,要么充当中流砥柱,逆反潮流。他选择了后者,他在向全院师生所做的就职演说中这样讲道:“我此次来北平赴任,其目的就是为了革新美术教育,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学生当以研究艺术、发展艺术、开拓艺术新道路为天职,不应把本院看成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还有,学院应是‘网罗众家之学府’,不应以势压人,排斥和打击不同的艺术派别。我希望一切有志于中华民族艺术事业的先生们,都应振作精神,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艺术事业奋斗不息!”同年四月,他与徐志摩在《美展汇刊》上连续发表了《惑》、《惑之不解》两文,批判了欧洲美术界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流派对中国的影响。他提倡师法造化,提倡国画的革新,号召学习西方一切优秀的技法,使之和中国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的、有真感,有生气的中国画。但由于北平画坛是保守派的顽固堡垒,他不得不在进北平三个月后便辞去职务,拂袖南归,继续担任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夏天,他去北平创办艺专,他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和破坏。1946年秋季,一场“倒徐运动”开始了,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中国艺术”的污蔑甚嚣尘上。悲鸿先生对此作了有力的回击,1947年10月15日,他举行记者招待会,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教学特点和美术教育理论,强调在教学改革中以素描为基础,意欲打破一味临摹的劣习,这场论战最后终以“倒徐派”的理屈词穷而告终,徐悲鸿先生在艺术上追求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得到了画坛的公认。

 

桃李满园 精神永存

 

    徐悲鸿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他曾对他的夫人说:“我们当教师的,在若干年后,再遇见自己所教的学生时,应当不感到脸红才对。”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徐悲鸿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作完画后调色板上的颜料差不多用完,决没有干结了的颜料。他都是将用完了的颜料管用滚子将最后一点颜料挤出来才放手,并再三叮嘱他的学生也要养成这种节俭的习惯。若干年后,他的学生在条件好的情况下仍然要求自己的学生不要大手大脚,这是跟徐先生的严格教导分不开的。

    徐悲鸿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适时给予鼓励,但当他发现学生的缺点时批评、引导更及时。他发现自己的学生受形式主义流派的影响,立即启发他们“勿慕时尚,勿甘小就”,要从长远着眼;发现学生的作品没有个性、没有生活气息,是他最气愤的时候,对那些同学的批评自然是最严厉的。

    他对学生的严格是出于对祖国艺术新人的爱护,也受自己少时遭遇的影响。他少时苦无入学之门,由此推己及人,对不能入学的贫苦青年美术爱好者,更是从心眼里有着关心、扶助的责任感。20年代,李苦禅拜徐悲鸿先生为师,悲鸿只比他长三岁,但仍对他毫无保留地传艺;1928年作《蔡公时被难图》不接受稿酬,荐王临乙、吕斯百由福建公费留法学习,两人学习成绩斐然,其后都尽瘁于中国美术教育事业;1936年,几经奔走,悲鸿为傅抱石争取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16岁的蒋兆和流浪求助于悲鸿,徐悲鸿一直支持他,悲鸿先生在中大任教,让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学画。1946年,慕名从西安千里跋涉投师悲鸿先生的韦江凡,被他收进北平艺专,还被领回家里去吃饭、看画;1947年,南昌实验小学刘勃舒写信求教于悲鸿先生,悲鸿每次都亲自指点,共通了十多封信,象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被称为具有“蜡烛精神”的艾中信,1940年在悲鸿先生身边任助教,在油画创作中多次获得徐先生的指导,后也成了桃李满门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用他那颗滚烫的爱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新人。

    然而,由于长期的辛劳,美术大师、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身体每况愈下,于1953年9月26日晨,因脑溢血复发病逝于北京。他临终遗言,愿将生前自己所收藏视为“悲鸿生命”的古画、文物珍品千件,全部奉献给祖国。悲鸿是一个对自己永远严格和节俭的人,他曾经慷慨地帮助过许多人,为国家创造过巨大的财富,留下了一大批艺术瑰宝。临终之前,他身上穿的只是一套洗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和一双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1953年9月28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徐悲鸿举行公祭,出席的代表8000多人。
    1953年12月1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5000余人出席,周扬、吴作人等作了报告。

    1953年12月12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联合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共展出悲鸿先生1922至1953年各个时期的作品216件。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当他看到徐悲鸿书写的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时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

    1953年,徐悲鸿纪念馆开幕。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和他的伟大形象将永远为海内外人士所仰慕,他那崇高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艺术财富将永远辉映宇宙,光照人寰。

    悲鸿先生生前曾预备筹款建立一个奖学金的基金会,以奖励勤奋向上、成绩优良的清寒学生,但是,由于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半个世纪过去了,1980年,“徐悲鸿奖学金”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前身为中央大学艺术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并入南京师院)设立,奖学金基金是在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所捐赠约10万元资金的基础上设立的,旨在缅怀徐悲鸿大师在艺术事业上的不朽业绩,继承发扬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奖励在教学、科研、创作、管理和宣传中国文化艺术等方面有卓越贡献的师生、系友和社会著名人士,并面向中学美术教育系统设奖,奖励成绩卓越的中学美术教师,以推动中学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年来,南师大美术系继承和发扬悲鸿先生的遗志,培养了许多适应国家美术教育需要,弘  扬悲鸿大师写实主义艺术道路和美术教育思想的优秀人才。

    悲鸿先生与困难作不屈斗争的顽强意志、铮铮傲骨将永远记存在人们心中,悲鸿先生那合璧中西的写实主义教育精神、艺术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美术教育工作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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