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钱玄--道德文章 山高水长

2010-06-07南师名人2064 [    ]  [打印]


 

 

    钱玄先生名小云,别署朴斋,1910年9月出生于苏州吴江同里镇。同里是一个由7条河道交织而成的水乡,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智者乐水,人文汇萃,历代进士有百人之多。钱玄先生的父亲钱祖翼,字云犟(1887  1963),是当地著名的书画、篆刻和文物鉴赏家,当过教员,是新学创导人之一.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文化积淀的家庭里,幼年的钱玄先生耳濡目染,这对他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影响。据先生自述,“弱冠肄业苏州高中,受钱穆先生启蒙,影响甚大,因有志于国学”。后人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从黄侃先生学经学、小学,尤重三礼之学;又从胡小石先生学古文字学,1934年毕业后,曾多次向章太炎、金天放所创立国学会会刊《国学论衡》投稿,每获刊载,并多奖掖,《讽籀偶识》、《仪礼丧服经文释例》、《仪礼向位解》等论文就是在此期间发表的。抗战期间,他避居上海,没有安定的工作,为生活奔波,直到新中国成立。此后,先生先后在苏州浒关蚕桑学校和常州中学任教;1956­1969年任教于江苏教师进修学院、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兼任中文系主任;1970年起,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兼任中文系副主任,直至退休。1999年12月3日去世。他90年的人生历程,是沥心教育的一生,是潜心学问的一生;他以深湛的学术根柢,严谨朴实的治学态度,执着追求的钻研精神,无私奉献的育人品格,在培养古文献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经学、古代汉语和古文献整理与研究诸领域深有所得,成就卓著,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是1984年才有机会聆听钱玄先生亲切教诲的晚生后辈,对先生的了解可能没有许多老同志多,但十多年来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有幸得到先生的关爱,真切地感受到先生道德学问的崇高境界。先生为人如秋风朗月,施教似春风化雨,那一份疏淡的襟怀、朴实的学风和高蹈的气概,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钱玄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辛勤的园丁,是启迪心智的良师,是热心的学术播火者。在南京师大执教期间,先生先后担任过《古代汉语》、《文字学》、《说文解字》、《古汉语专题》和《校勘学》等课程教学,还要指导研究生。他每上一门课,都要自编讲义发给学生,上课不仅内容充实、重点突出、条理分明、深入浅出,而且板书一丝不苟,道劲秀逸;虽然乡音较重,但吐字清晰;正如其为人一丝不苟一样,每次上课的内容和时间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一节课结束宛如一首乐曲终了,戛然而止,让人如沐春风,意犹未尽,印象极深。曾任文学院院长的郁炳隆教授屡屡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要求青年教师以钱先生为楷模,可见其上课之精审与规范。先生一直重视对后辈和年轻教师的培养,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从各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曾亲口对我们说,上课必须先写好备课笔记,他主张不写备课笔记不能上讲台。年轻学者施谢捷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得到先生许多具体的指导,甚至开始执教于大学讲坛的备课笔记,先生也仔细批阅,指出讲课的重点,板书的重要。他不仅关心每位古籍所和专业后学的学问进展,同时对他们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每次谈话,都要嘘寒问暖,问问各位的家庭情况。在生活上他是一个慈父,在学问上他是一位严师。先生对我们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做得更好。他的书斋里,有一轴国学大师、图书馆学的老前辈柳诒徵先生书写的条幅,上面写着“夙夜强学以待问”,这是先生对待教育事业、对待学术的座右铭,也是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崇高风范的真实写照。先生晚年乐与青年学者交往,无论是本校还是外地学者登门求教,先生无不悉心指导,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陕西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王锷,编著《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寄来样稿,先生连连称赞,希望能早日出版,因体弱难支,惜其不能为之作序,吩咐我们转告能否请沈文倬先生作序。先生在90高龄之后仍在培养接班人,指导助手整理《大戴礼记》,在他去世的前两天,还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审读《大戴礼记》的整理书稿。李灵年、吴金华、王继如、赵生群等老师忆及几十年来钱老对大家的亲切指导,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钱先生深居简出,不少学生常去看望先生。记得每一次去拜望先生,先生都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做些什么,读了哪些书,有什么心得体会。在获知我们所读书名后,先生总是教以读书的注意点,循循善诱。后来,先生耳力不济,犹继以笔谈。先生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如此,这一份深切的关爱,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资粮。先生教导我们,“博通群籍,是治学的必要条件”,“以专带博,以博辅专”,“学风要平实,学术必创新”等,也将永远鞭策着我们。

   更让人感动的是,先生将自己珍贵的藏书“及身散之”,化作千万颗学术的种子。作为一位勤勉的学者,先生购藏了大量的有益的学术图书,对书的宝爱更是细致有加,许多图书钱先生都加了新的封套。例如《中国语文》杂志,从创刊号到1999年,先生都保存完好,其中缺了两期,还专门托人复印装订,以留给后学之用。又如明代施绍莘的散曲集《秋水庵花影集》是明末天启年间的刊本.先生珍爱有加,为它补残页,工楷誊写。这些图书曾经先生多年研读,浸润了先生大量的心血,也饱含着先生无数的情感。而先生在有生之年,割舍下一切,将心爱的图书分送给许多学生,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将专业对口的书籍分送给他们,一般书籍则依各人所需,以期所藏图书为学术研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古籍所和专业的许多后学,都或多或少拥有他赠送的图书。这份大智慧以及对学术的执著精神,足传千秋。而这些书籍上批点的读书要求、读书方法和简短评论,也将成为研讨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先生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文心雕龙》评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文史体制、作家作品,为学习研究国学之津梁,是以前人均谓必读之书。范书注释,征引资料充实,便于索检。”评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云:“《校雠广义》四编,为千帆先生历数十年经营所获之硕果,精湛详尽,文献校雠之学备矣。”该书后获国家图书奖,正可印证先生所言之精当。

 

 

    先生毕生治学从教,既是辛勤的学术带头人,又是热心的学术播火者,更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学术传统的切实体道者。钱玄先生是20世纪从事“三礼”开拓性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国学论衡》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数篇礼学研究文章,对《仪礼·丧服》的体例进行全面考察,并归纳出其中的9种条例,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其中《仪礼向位解》一文影响更大。向、位是用以区别尊卑、人鬼、男女、吉凶等的重要特征,《仪礼》所载各种礼节均详细说明人与物的向、位,因此向、位研究自然是仪礼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钱先生参稽前人的研究,细析“向位依阴阳而定,东、南、左为阳;西、北、右为阴。人为阳,鬼神为阴;如堂上设席,人以东为上,鬼神以西为上”等,据此分条说明各礼的向、位,提纲挈领,便于学者掌握。该文后经修改,归纳为1l例,载于钱先生的专著《三礼通论·礼仪编》。这些文章,应视为先生在三礼学领域功成名就的奠基之作。

    十分可惜的是,与正直、善良而勤奋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随着国运的兴衰,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降临,钱先生的“礼学”研究一度中断数十年,先生自述道:“抗战开始,避居沪上,奔走衣食,以后又以课务繁重,无暇撰写三礼等专业论文,即偶有所作,或以不达时宜,无处接受发表。如是者中辍数十年。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倡整理古籍,研究传统文化,因检出旧稿,重理旧业。”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一晃不再。日月重光之后,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为汉语史研究、三礼学研究和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外,个人的学术成果也硕果累累,达300万字之多。近十余年发表了《校勘学》、《秦汉帛书简牍通借字》、《论古汉语虚词双音化》、《金文通借释例》等重要论著,而《三礼名物通释》、《三礼辞典》、《三礼通论》、《周礼译注》、《礼记译注》等书的出版,更奠定了先生在学术上特别是在三礼学领域的崇高地位。而先生在89岁时竟这样自述:“十几年来,虽奋力不怠,而所成亦极有限。今者,年老力衰,视昧意倦,已不能述作。岁月蹉跎,伤悲无及。”其追求科学真理的理念、献身学术的精神、谦逊责己的品德,令人警醒,催人奋进。

    对三礼,旧有“累世不能通,当年不能究”之说。近五六十年,很少见到以三礼命名的新著,三礼之学几成“绝学”。钱先生在70多岁、身体又弱的情况下,毅然重新开始对“绝学”的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是钱老对三礼学不了解,不知其难吗 非也。记得1987年先生作《三礼略说》讲座时,谈治三礼学之难有四:一是篇幅繁多,事情纷杂,三礼约占“十三经”的38%;二是历时久远,文献不足征;三是文字简而深奥;四是异说纷纭。先生是深知其中三昧的。而兴亡继绝向来是知识分子慨然为之的使命。先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复兴的大环境里,毅然承担起学术使命啊。因为先生懂得,学习和研究三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将有助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有助于考古工作,进一步推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等。

    此后的十多年中,钱先生即遵循黄侃先生治礼次第、治礼方法等,梳理大量的资料,对各种重要问题和疑难问题逐一考辨,并进行现代三礼学的建构。由《三礼名物通释》,而至《三礼辞典》,终成《三礼通论》,正可见钱老三礼学由部分的、微观的研究,向全面研究、宏观建构迈进的发展轨迹,也是一位坚毅的老人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这种有意识的学科化、理论化的实践成果,必然对今后三礼学研究方法、学术方向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洋洋50余万言的《三礼通论》,以专题的形式,综述形制,考订原委,联系近数十年考古出土中有关礼制的成就,征引前贤的研究成果,详加考辨。这对当今学术界了解礼制发展的全貌和当今研究状况等大有裨益。学术界赞誉该书是“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专著”,是近几十年来系统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

     可以说,对三礼学的重新定位,确立三礼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推动三礼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兴与发展,钱先生贡献极大。三礼之学,有黄季刚先生倡之于前,钱玄先生等继之于后,并多所开拓,别树一帜,“绝学”可谓不绝了。

 

 

    钱玄先生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学术方法上,既注意继承学术传统,而又强调朴实和精通。先生的书斋取名为朴斋,即显示出这种学术路向。同时,他特别重视学术人格的重建问题,强调学者应当具有钻研的精神,韧性的品格,开阔的眼光,殉道的精神,而健全的学术人格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先生强调,道德文章乃千秋功业,来不得半点马虎。解放以来,三礼学的研究一度中断,先生在礼学研究方面卓然独树,但他从未满足于自己的成绩。《三礼通论》出版后,他对书中出现的电脑排印错误非常生气,甚至要求出版社立即停卖他的书,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对出版社或编辑有意见,而是对学术高度负责,后经改补,他的心境才稍稍感到平和些。他曾对我们说,这本书如果能为学界使用50年乃至100年,他就心满意足了。他还讲到,这本书本不该由他来写,而是应该由杭州沈文倬先生写,他比我更有资格写这本书,我只是后来听说他没有写才写的。听了这些话,不能不为他那种学术人格、学术胸怀和谦逊的品德深深感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确实做到了。他所处的时期,是知识与物化价值并不等值的时期,而先生从来没有要别人无偿地为他做点什么。学生们要是带点什么礼物感谢他,都要瞒着他,只要他知道,都要受到他的批评。《文教资料》编辑部的同志至今记得很清楚,先生在《文教资料》上连载发表过他的“朴斋笔谈”,刊后有不少人索要,在编辑出版部门送书寄书本是常事,他总是自己购买,然后派人去邮局寄送。即使是托学生代他购买书籍,他也总是先拿出钱,决不肯让学生垫钱。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足以显现他的高风亮节。他是那样地无私,奉献给人的却是那么多。

    在社会活动方面,只要有益于学术的事,钱玄先生都乐意去做,并且非常认真地去做;而对于图虚名或者只挂名不干事的头衔坚决不要。除早在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外,其他的学术职务都是受聘的: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顾问、《汉语大词典》编委、《中国名物大典》顾问、《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特邀编纂委员等等。他所担任的这些职务,都认真地参与其中,扎扎实实地干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对宣扬他的成绩的事,他坚决不答应。例如,《文教资料》想为他出一个专刊,他极力反对,仅仅自编了一个著述目录和提要而已,“庶世之同好者便于检索而评议 正尔”。他一生潜心教学和学术,终日伏案读书写作,生活却十分简朴,一床一桌一椅而已,惟书满室。虽几十年不出生活的小院,超过宋代大儒朱熹,然而对学术新动向、出版的新书却了如指掌,有很多专业书籍,都是他先托我们代他购买时我们才得知的。在一个以学术为最高生命的人那里,你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感受到一种崇高理念的威慑力,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你会时时刻刻想到应该怎样去面对学术、面对人生。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古代君子孜孜以求的目标。钱玄先生言可读,功可见,德可感。先生的古朴之风,为人景仰;先生的厚生之德,山高水长。我们要学习钱玄先生所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高尚品格,学习他们严谨的洽学精神,继承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树立崇高的学术理念,为学术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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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征殷--科普美术事业的开拓者陈洪--名满乐坛 德高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