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高扬芝--诲人不倦的数学教育家

2010-06-07南师名人2280 [    ]  [打印]

 

 

 

 

  在《论语·述而》中,伟大教育家孔子倡导“诲人不倦”,这是古代教育家尽责教育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后推2400余年,对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建系之初的第一位系主任、数学教育家高扬芝教授来说,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高扬芝,1905年11月24日出生在北平东城大佛寺西大街68号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其父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在她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教育部门办事员。幼年的高扬芝十分聪颖。1912年9月,不足7岁的她在北京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开始了启蒙时期的学习,四年后入读北京第一女子高等小学。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那个秋天,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北京女子师大附中。当时的北女大附中,进步思想已经相当多。就是在这里学习时,教她数学的进步教师程廷熙给她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同时也促使她确立做一个数学教育工作者的最初志向。

     1924年7月,时年19岁的高扬芝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女子师大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的理科预科班。

     进入北大后,一向十分勤奋的高扬芝更加努力。两年后,她顺利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在这期间,她系统地研读西方数学史和一些伟大科学家的名人传记。数学史的学习与研究给她以后的数学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家们的传记尤其是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的传记,在她成长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居里夫人那崇高伟大的人格使她深受感动。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居里夫人的思想行为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向往着做一个超政治的好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立志做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为中华民族的女子争得荣誉,使她中学时“做一位中学数学教员”的愿望开始发生了悄悄的变化。她认为“做一位尽心尽责的大学数学教授是较理想的职业,因为可以不求人,并且凭本事吃饭”。她在北大立下的这一志向,成为伴随她一生的永恒职业。

     1930年夏,高扬芝从北大毕业后,由好友何功勤介绍,来到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做了半年的中学数学教员。1931年1月,北京大学顾澄教授介绍她到上海暨南大学,被数学系聘为讲师,三年后改聘为教授。1934年8月,高扬芝到上海私立大同大学任教,在大同大学工学院教授“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一直到上海解放。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高扬芝是数学会的21名评议员之一,她和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教务主任陆慎仪是第一、二、三届中国数学会仅有的两位女性。1951年8月15日至20日,中国数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高扬芝作为上海分会的惟一一位女代表出席了大会。

     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高扬芝由上海私立大同大学数学系来到了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担任系主任、教授。

     1955年8月,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并入江苏师范学院,高扬芝也随之调入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担任数学系副主任。1958年8月,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恢复,高扬芝再次回到了南师,继续担任系主任。

     在她一生的教学生涯中,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这两所大学是她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分别是18年和23年。应该说,南师是她最后的家。

 

 

     1958年8月,南京师范学院恢复数学系,秋季开始招生。

     高扬芝和沈廷玉、蒋光平三位教师带着刚刚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的五位年轻教师,和南京师院原有的3位数学教师一起,开始了数学系艰难的重建工作。

     当时数学系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全系教职员工总共只有12人。这12人要建设一个课目齐全的系科谈何容易 当时,一个教师上十几节课是很平常的事情,刚刚毕业做助教的一批年轻教师也都派上了大用场。从1958年开始招生到1962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的四年里,数学系猛增至近500名学生,教师的工作量可以想见。高扬芝作为系里的行政负责人,既要协调各位教师的课程,又要亲自给学生上课,工作忙碌且繁杂,但她却安排得从从容容、有条不紊。

     “数学分析”是大学一二年级的课,而“复变函数”、“数学史”则是大学三四年级的课,这些课大都是高扬芝所教的课程。在60年代初数学系重建不久且人手缺乏的时候,她常常要跨年级给学生们上课。

     在南师数学系,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好传统,许多教师的课上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学生在若干年后再回忆起来一直是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大家都说,这是高扬芝老师留下光辉风采。

     她的课学生很爱听。学生们说,高老师讲话有磁铁般的吸引力。她那一口字正腔圆且略带京腔味儿的普通话吐字十分清晰,清晰到不含半点儿杂质。她课堂上讲的话有时甚至让人怀疑是经过刻意过滤过的,无半点儿拖泥带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又让人怀疑是用直尺度量过的。每一次,在她嘴角刚刚划上句号的一刹那,下课的铃声便响了。懂行的老师们都说,这是岁月留下的功底。

     她的课很耐听。学生们说,听高老师的课是一种美的享受。深奥的数学从高老师的嘴里出来,大家不觉得是在学数学,倒像是在读一本情节生动且扣人心弦的小说。为了把课上得通俗易懂,她把在北大读书时所学的数学史知识充分运用了出来。在一个个数学家奋斗的故事里,在慢条斯理的分析中,难度较大的题目常常就那样轻轻松松地化解开来了。学生们在几个步骤、几个过程的讲解中,不知不觉“轻舟已过万重山”:难度很大的题目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年轻教师们很羡慕,都说这是博学获得的技巧。

     她备课总是精益求精。像“数学分析”、“数学史”、“复变函数”这类课,她在上课时不知已经教过多少遍了。她完全可以不要教科书就能讲解,而且能够上得很好。但高扬芝老师却从不马虎从事。她每次给学生上课前总是要重新撰写教案,重新设计教学目标。因为,在她看来,“不同学生的课上起来大不一样”;“同一年级,不同班级学生的课上起来也不一样”;“哪些东西该讲,哪些东西不要讲,效果大不一样”。由于这些“不一样”,所以她特别看中因材施教这一点。在课堂的具体讲授中,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她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授课进度。那些成绩好、基础好一些的同学,在听了她富有启发意义的课后,常常越学越好。当时已有部分同学在她的指导下单独撰写论文——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基础稍差一点的学生听了她的课,也能很容易地接受,认为高老师的课不难。

     高扬芝最让人推崇和敬仰的是她数十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高尚情操。诲人不倦,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一时也许并不难,但要做长久,用无声的语言去影响别人,却是很不容易的。高扬芝却在这长久之功里,让自己的生命充满了绚丽的光彩。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初,她来到百废待兴的南京师范学院时,曾经有不少的顾虑,顾虑最大的是自己能否教好师范院校的学生。因为相对说来,教师范生的难度更大:“师范生们都是教人的人,误了他们等于误了几代人,师范实际上就是‘示范’。”——正是凭着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十多年来,她一直孜孜不倦地培育着一届又一届的师范毕业生。在平时的授课中,她主张学生多提问题。她对学生说,只有多学,才会多问;只有多问,才能促进多学。在学生课下问她问题时,无论她手头的工作有多么忙碌,每一次,她总会放下来给学生讲解。讲解时,她的神情和她的授课一样,慢条斯理,不温不火。讲解完了,她还问学生有没有听懂,遇到难度稍大的问题,讲解完后,她看看学生的表情,发现学生还不太懂,便接着重新再讲。学生有时看到高老师疲劳的样子,不大好意思再开口了,但她却依然和问她第一遍一样的耐心与和蔼。在她看来,知识上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她给学生批改的作业,批语也是简明扼要,工工整整。学生出错的作业,几乎没有一题逃过她那深邃的眼睛。

     在教学上,她那诲人不倦的优秀品格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南师数学系传人。这些成就斐然的学子们在许多年后再来回顾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倍感自豪,因为曾经聆听过高老师的教诲。

     在学术上,为了开启年轻教师和学生的思路,她也甘做学术上的指路人。60年代初,苏联数学家阿亚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教材难度较大,国内有些学校不愿选用,因为怕它抽象,难懂,例子又少,害怕学生不容易掌握。高扬芝当时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这本书尽管抽象一些,但是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方面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她毅然把它选为学生的学习教材。

     在组织教材方面,她有自己一套全新的思路。她勇于打破条条框框,从旧教材中抽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把所需要的东西组织起来。在《初等数论及研究》教材中,由于需要讲解整数的性质,但当时的苏联教材中却没有适宜的资料,高扬芝就在关在渊所编的教材《整数论》中选择内容。她事先对每一个定理都先举若干实例,从实例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再用数学理论严密证明,待定理确定后,利用定理解答繁杂的习题。这样组织教材,可以明确显示出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便利和效果,并显示了理论认识是从许多实践中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提炼得来的,可以完全证实实践论的真理性。她的这种编写教材的思路也教给了她后来的学生们。

     为了使年轻教师了解数学发展的外部信息,她曾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几次请到南师来给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讲课。华罗庚来南师讲课,小礼堂里人山人海。华先生题为《学、思、锲而不舍》的讲座博得阵阵掌声,使师生们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毛泽东同志“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指导下,大批的教师、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为经济与科技发展服务。高扬芝带领一批年轻教师在下关码头进行油罐车的测量,把数学和生产劳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她还指导青年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南京火车站、港务局等装卸作业区进行诸如合理装卸、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课题研究。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典型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课题了。这些课题的研究,拓宽了学生们的思路,也大大激发了他们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如果说极强的工作责任心,是高扬芝人生风范里的一道美丽风景,那么,几十年如一日,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则是她一生中人生理想最光辉的写照。

     1952年,南京师范学院始建数学系,当时人手奇缺,担任数学系主任的高扬芝工作十分辛苦。一段时间以来,系教学秘书、教务干事等繁杂工作,全是她一人包了,但她乐此不疲。

     1958年,数学系恢复之初,为系里的教学安排和她自己的课程等诸多事务,她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段时间,她的血压高到200 mm/hg。她到省工人医院就诊,医生们吓得连连摇头,“不可思议”。

     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她看东西十分吃力。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批改学生的作业。当时在去教室辅导学生晚自习时,好多老师劝她:“高老师,你工作忙,晚上天黑,行动又不是很方便,辅导学生就算了吧!”但她依然坚持排她的班,从未问断过对学生的辅导。每次辅导完课,天已经黑透了,她才拿着一只小电筒步履蹒跚地向家里走去。

     每学期开学之初,在制定繁琐的年度教学工作计划时,她总和系里的总支书记、教学秘书以及任课教师们反复商量,直到妥帖。对待每一份教学报告,尽管相当忙碌,但她依然认真地阅读,不通顺的地方,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琢磨、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作为系主任,她每天坐班,日常的行政工作已经足够她忙碌的了,又教着几个年级的课。对高扬芝来说,备课总是要挤出时间来。有时为了备课的方便,她的讲义干脆摊在办公桌的一角,以便稍有空余时间就随手拿过来浏览。

     她第二次回到南京师范学院时,已经是53岁了。尽管年事已高,但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外语的学习。忙中偷闲的时候,总能见高老师手捧外文原版书读得津津有味

     对青年教师,高扬芝身体力行地教会他们如何做人,使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能够不断地自我激励、有所成就。

   在同青年教师谈话时,针对他们年轻气盛的特点,她总是主张多看年轻人的优点和长处,因为她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但她也不断地告诫年轻人:“如果有一天接力棒传到你手里的时候,你能否挑起时代的重担 ”在她的得意弟子们作她的助教时,她总是不断提示和鼓励他们多看些适合自己未来走向和发展的书,以便使他们在能够把握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多掌握些东西。

    当时数学系为促进青年教师学习,成立了读书会。高扬芝经常给他们开列书单,指导他们读书。当然,她认为,读书不能死读,死读书最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读书也不能泛泛的,泛泛地读来一无所获。但是不论怎样,总有一个先博后专的过程。针对不同教师当时的状况和特点,高扬芝给他们开列书单时,按照先易后难的思路,因人定教材。得益于她指导的学生们都说,高老师是一个智囊库,自己所需的东西,高老师都有计划和安排。在指导读书会方面,她大约每隔两周就要同青年教师们交流一次读书的体会。这样,她一方面不断同大家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另一方面对青年教师的治学和求知也起到了一定的鞭策和激励作用。在她几次邀请华罗庚来南师给教师和学生作讲座时,一方面是给老师和学生开眼界,另外也是希望她的学生能够像华罗庚那样,成为数学研究上的“大家”。

    生活中的高扬芝十分俭朴。她几乎没有什么嗜好,惟一的喜好是喝茶。她在家里通常摆着各种各样的茶叶。每有客人去时,沏茶待客是她认为最得意的事情。

    许多年来,尽管她一直拿着三级教授的工资,但她最能称得上体面的衣服不过是一件灰色短呢大衣和一件长袖黑色大衣,而这样的衣服是非要等到有重要活动时才穿用的。平时,一件深蓝色的布“人民装”,常常要穿几年甚至十几年。早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她就开始了半工半读,每晚靠担任家庭教师来补贴一些必要的开销,大学三四年级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北京的一些私立中学兼些课来供给己用。幼年清贫的生活和半工半读的经历培养了她日常生活中的俭朴习惯。她并非不懂花销。在数学系建系之初,每当新生入学,系里总要进行师生联欢之类的活动,她总是慷慨解囊,拿出平日个人积蓄,买来瓜子、糖果供师生联欢时食用。学校在五台山体育馆开运动会,她也是拿些积蓄出来买奖品奖励那些为系争光的学生们。“文革”后,她把补发给她的2 000多元工资款全部都交了党费。她常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 本来她的心中有个美好的愿望,准备在辞世之后把平时积蓄全部捐给系里购些资料,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为她终生遗憾。

    高扬芝虽然一直做数学系的系主任,但她却从来没有主任的架子。无论平日和教师们谈话,还是跟学生们交流,她总是平易亲切,让你不觉得任何拘束,倒像是同一位和蔼的长辈在聊天。再则,她讲话相当幽默,平时走到哪里,哪里总是笑声一片。

    她也热情关心年轻人的婚姻大事。她认为,年轻人的婚姻大事是“大本营”,“大本营巩固了,后方阵线也巩固了”。她曾尽力促成过几位年轻教师的婚事,至今在数学系仍传为佳话。

    对待年纪大的同事,尽管她本人多年患高血压和糖尿病,但是她却从系里力所能及的大局出发,煞费苦心尽可能安排好老教师的生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教师们不再为日常的琐事所困,从而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

从1958年秋恢复招生到60年代中叶,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不到10年的工夫,已经从初创时期的幼苗逐渐地根深叶茂起来。这期间,高扬芝教授倾注了自己的汗水和心血。

     淡泊名利、心胸宽广是高扬芝先生最可宝贵的精神。早在江苏师院时,在教授级别的评审上,凭着她当时的资历,她完全可以评定为二级教授。但是为了均衡系里同事之间的关系,她主动放弃了二级教授的评审,改评三级。她的一句口头禅是:“功名利禄是身外事,多年以后,时过境迁,谁还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呢 ”

    早在上海大同大学时,高扬芝就秘密保护过许多进步学生。多年来,组织上也一直考虑她的入党问题,但她认为自己出身于自由职业者家庭,离组织的要求相差很远,迟迟没有作决定。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给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作报告,这犹如一阵春风,吹开了知识分子心头的花朵。此时,高扬芝已经5l岁了。她的同事、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党支部书记秦艺辉多次和她谈心,使她认识到“只顾业务,不问政治”是片面的,加入党组织可以为党多做些工作。这样,她于1956年3月20日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之后,她更加勤奋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56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扬芝先生的《极限浅说》一书。当时省教育厅曾在全省中学教师中推广这本书,要求中学教师人手一册。1958年,她的《行列式浅说》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受中学数学爱好者的青睐。这些著作有一个总体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同她讲课的风格相近。

    应该说,高扬芝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数十年默默地为我国的数学领域和教育战线培养了许多数学人才与数学教育专家。像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批学生,有的去了福建沿海,有的支边去了青海、宁夏。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中学数学界知名的数学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在大专院校从事教学的学生们也都成了地方上颇有名气的数学教育专家。人们更不会忘记,南京师大数学系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蓬勃发展,是和高扬芝密不可分的。

    1978年3月,高扬芝教授在南京病逝,时年73岁。她静静地走了,如同24年前她静静地来南师一样。但她的崇高风范却永远留在了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留在了古朴的随园土地上。高老师那高瞻远瞩的伟岸气魄,那谦和洒脱的待人品格,那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栩栩如生的授课风格,已经薪火相传,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南师数学系人。 

 

高扬芝_0.jpg
吴懋仪--哈佛大学第一位中国女化学博士吕斯百----杏坛树人 艺苑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