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吴调公--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代名师

2010-06-07南师名人2914 [    ]  [打印]

 

 

 

    吴调公先生原名吴鼎第,字调公,以字行。笔名丁谛。1914年1月出生,江苏省镇江市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3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曾任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高中部师范科国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江苏省美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

 

倜傥少年   诗能文

 

    镇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三国时孙权曾建都于此。这里不仅有白娘子水漫金山、刘备招亲甘露寺等美丽传说,还有宋代女杰梁红玉擂鼓抗金和清代镇江军民浴血抗英的英勇壮举。自古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吴调公先生就诞生在这座古老名城一个世代中医的家庭。他的父亲名吴子周,自幼受过私塾教育,喜爱古文和诗词书画,懂得一点儿“国故”,被人称为 “儒医”,家富藏书,且来往者多为文化人,这种家学渊源给予吴调公先生很深的影响。而吴调公先生的母亲则出身书香门第,能背数百首唐诗,每逢夏日纳凉,定会在自家庭院中吟诵诗词以遣兴,这给少时的吴调公以很好的文学熏陶(吴调公先生的长子、现任南京工程学院教授的吴善元先生也对少时祖母纳凉吟诗的情景记忆犹新,印象颇深)。因此,吴调公年少时便才思敏捷,善诗能文。在一些长袍马褂、拈髭曼吟的骚人宿儒中,经常“滥竽”着一位后生小子,居然也参加了他们的修禊、雅集,这正是少年吴调公。

     吴调公自幼十分钟爱文学,一直把时间泡在中文学科上,对数学从没有按步就班地学过,所以偏科相当厉害,投考江苏省立第六中学时,因为数学得了零分,以致入学考试的总分大落,不符合录取标准。幸亏当时六中的几位中文老师发现他作文成绩优异,出于偏爱联名向校方推荐并力争,他才被破格录取。吴调公幸运地进入江苏省立第六中学读初中,并遇到一位名师——宗霁怀先生。宗霁怀先生原系清末南菁书院教师,对吴调公的不凡文才非常欣赏,时常加以点拨。在对吴调公初中毕业前夕的最后一次作文批阅时,宗霁怀先生怀着无限惜别的深情给吴调公三年来的作文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分析和指导。批语最后有这么几句:“作者旧学已有根柢,此后宜求新知,以期深造,勉之勉之!”这短短几句批语,言简意赅,对年少的吴调公鼓舞很大。

 

两副对联  一生受益

 

    在吴调公先生的成长道路上,有两副对联使他一生受益,并最终形成了吴调公先生的治学特色。

     吴调公年少得志,在文学上一经投入,便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吴调公对学习应该注意全面发展这一点可以说毫无认识,为了一心钻研文科,初中毕业后他放弃了镇江中学的高中普通科。经一位亲戚指点,选择上海大夏大学相当于高中三年制的预科文科去就读,因为听说那里有几位名师。就在大夏大学的图书馆中,吴调公看到了校长马君武先生手书的一副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是宋代大儒朱熹的两句诗。早也看,晚也看,这副对联给吴调公的印象太深了。久而久之,他又联想起初中毕业前夕宗老师给他的赠言。宗老师对他的要求不也是“新”、“旧”并举吗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吴调公先生与其高足石家宜教授一起给研究生上课,吴调公先生兴致酣畅地提到了50多年前这副对联和老师赠言的事。他说,“旧学”毕竟是“旧学”了,要老树生花,就得有个改造的过程。朱夫子不懂得提这一点,但是他也决不提倡死守家学,原封不动,而是提出了要“商量”。“商量”,这词语该多巧妙啊!时移世易,回顾往史,能够不反刍、不激扬么 只有居今思古而决不应居古守古。至于“新知”,虽说一般是后来居上,但因为属于草创,加之没有经过历史考验,因而就不应一味求新,而必须通过筛选、充实,使其提高。本着这一个精神,吴调公先生便开始注意古籍的精读和新学的培养了。

    吴调公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又曾到南京中央大学学习过。在中央大学大饭厅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撑起肚皮吃饭”,下联是“放开眼界读书”,横批是“开卷有益”。吴调公先生对此印象很深,数十年后,对自己的学生谈起时还记忆犹新。吴调公先生说,求知必须像撑开肚皮吃饭那样,多多吸收,这是为建立一个较充实丰厚的基础,但博中要求专,“精读求其深,略读求其多,相辅相成”。吴先生自己只是在晚年眼疾极严重时才停止阅读的,年轻时他嗜书如命,古今中外无不涉猎,真所谓放开眼界读书。“求知也好,研究也好,贵在自学”,这是吴调公先生的深切体会。吴调公先生在接受治学访谈时曾强调指出:自学不仅仅指读书,应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学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学问,二是获取广博的知识并永无止境,三是坚持不断实践。吴调公先生年轻时代就有旧学底子,大学时代和工作以后更是主动自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在方法论上汲取养料。中年的他研读了《庄子》、《孟子》以及韩愈、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吴调公先生认为:读《庄子》可以开拓心理空间,跳出“人本位”。庄子说:“万物莫与朴素争美。”在世上的确存在着文化艺术的美学大境界,《秋水》让人们超越身边环境(时、空)的局限,去认识自然或宇宙的宏大无限,不以管窥物、坐井观天。庄子的思想可以启示人们,在读书、治学中也要建立大境界、大空间,不拘泥于观点、方法、知识上的局限,而扩展心理空间也有利于宏观思想的培育和建立。《孟子》作品,思辨性特强,中国长期受统一的礼教思想束缚,思辨哲学得不到充分发展。求新知、钻研学问必须要有思辨的思想与能力,善于思辨,可增加见识,扩展视野。而韩愈的文章,痛快淋漓,直率善断,提倡文道结合,“文从字顺各识职”,要求文句妥帖流畅。这些也是求知治学的基本功。梁启超则更贴近现实地提出一些思想方法和治学为文的观点。国外的,吴调公先生研读了尼采、梵澄、尼查斯那图等人的作品,接触了一些域外哲学和人文思想,开阔自己的眼界,增加见识,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去比较辨别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并从中吸取有益养料,因为封闭型的求知读书是不利于充实新知识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的。尽管在当时他对此理解还是肤浅的,但广泛的涉猎却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功夫。吴调公先生曾深有体会地说过:中国过去不少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着重于微观,一字一句考订,虽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研究方法,但未能与宏观结合,望远镜、显微镜并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学术研究上宏观把握,微观人手,这是吴调公先生一直遵循和灵活运用的研究方法,并在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独秀的风姿。吴调公先生认为:研究古代的文献资料,要紧的是挖掘这些无言资料背后所蕴藏的活的生命,进一步以宏观的视野探寻它们与左邻右舍、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有机联系。吴调公先生的著述,不论是《李商隐研究》、《古代文论今探》还是《神韵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历史的、比较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把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融为一体的独特学术风格。

 

商量旧学  培养新知

 

    在上海大夏大学预科三年中,哲学系教授兼预科文科“人生哲学”课教师全增嘏先生使吴调公在思想方法上获益颇多。全先生思辨力极强,往往有许多表面看来极其细微、平凡的问题,经过他的深辟分析后,往往使人敬佩不置。他善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举一反三,促使学生视野宽阔,判断敏锐。由此,吴调公对哲学深感兴趣,认识到哲学素养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预科毕业后,吴调公升人大学本科,得到国故大师孙德谦先生的悉心指导,精读《文选》,并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还写了一些骈文,作为文艺理论的印证和古代美文的陶冶。另外,吴调公还从孙先生学习李商隐诗。在散文创作方面,他受法国象征主义和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的影响很大。在对李商隐的初步研究方面,也时常把中西文艺理论融汇起来。他特别喜爱象征手法,喜爱朦胧意境。为此,他在上海新知书店的语文刊物《写作与阅读》中,发表过《文学作品中的神秘》一文,神往于文学的潜在意识和朦胧梦境。他描写过一个小道士的变态心理,也刻画过在一座位于江中心的山峰绝顶上一个成年累月地撞幽冥钟的老人,他以在这一个五色斑烂的文艺世界中的徜徉而自得。他曾告诉过石家宜教授,那时他确是沉醉在如真如梦的形象世界中,并且经常以和亲手塑造的人物心灵共语为乐。他却又怀着迷惘心情,向兼治李义山的孙德谦先生请教有关《锦瑟》诗的本义。此后,因他的族叔祖吴寄尘先生的引介,吴调公还得到大史学家孟森先生的指导,学到一些对诗人生平考证、钩稽的治学方法,并以此去探索李义山的时代、生平和心灵世界。他醉心于锲人作家心灵深处的探索,但他也同样忘记不了孟先生对他的要求:言必有据。他既从前辈学人学习了以史证文,也孜孜不倦地吸取外国的哲学和美学以至于各种新学科的营养。特别是他从少年时代就结为契友的江上青先生(后于“皖南事变”中就义)和江树峰先生昆仲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以后,他对一切老传统和新学派,究竟应如何激浊扬清,提高识力,就有了质的飞跃。

    吴调公先生既注意锤炼扎实的传统功夫,也孜孜兀兀地汲取新知,争分夺秒,老而不倦,最终在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主要特色:

    第一,善于融合旧学和新知。吴调公先生尊重乾嘉之学的精华,但又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多方位地、及时地、有所去取地汲取近年来西方的新学科、新方法、新观点。为了写《为竟陵派一辨》一文,他查看了大量的罕见史料,对竟陵派成员多方面进行检视。为了正确辨识杜诗某一句的涵义,他比较多种论说,并凭藉自己几十年来读诗和写诗的审美经验,揣摩诗脉和诗眼,甚至通过吟哦之法,涵茹咏味。吴先生就是这样精审踏实地对待浩如烟海的史料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极其重视宏观研究,从不断运动的历史整体中把握古代作家的心灵变化,透过创作个性看时代折光。他很欣赏庄子的“唯智者能观于远近”的名言,既从“微”观“弘”,也以“弘”统“微”。为了避免坐井观天,他写文章一直是谨严地抓住命题,但却又把命题放在“文化学”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第二,评论与鉴赏融合,富于美感,引人深思。吴调公先生在语言上培养了自己的个性风格,既善于吸取中国传统古文的气势,又力求思想层次的升华,既求汪洋恣肆,又求逻辑严谨。他的学术著作是诗化的文字,也是灵感的流云。因此,不少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同志,都感到读了调公先生的文章,有耳目一新之感。文学青年更是爱不释手。湖南师大中文系有一位研究生曾告诉吴先生,她把吴先生文章中的警语,用普通话精心朗读,录了下来,不时放听,揣摩语感,以语言形式为突破口,从文章的结构、语言的外节奏,体验到作者思维、情感的内结构,深切地体味到吴先生的论文除了观点的精辟外,在文采上也是富有魅力的。

 

襟怀宽广  宠辱不惊

 

    抗战胜利到百万雄师渡大江这几年,正是大泽龙蛇、社会混乱的时期,然而吴调公先生却坚定地看到光明的前景,以与学生共朝夕为乐,并和江树峰先生相濡以沫,互勉互励。他们江南江北,时有往还。在他赠给江树峰先生的一首七绝诗中有:“侧眼饱看鹰隼路,乱山秋冷一枝巢”之句,对当时黑暗现实的郁勃之情清晰可见。除此以外,就在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教书的余暇,吴调公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写了一部《文艺导论》,怀着学习马列主义的激情,迫切地迎接解放。

    解放后,吴调公先生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上去。但由于极左路线的长期肆虐,吴调公先生的才华不仅受到压抑,而且受到了多方面的不公正对待,尤其是对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段历史,有人泼了不少政治污水,甚至到了颠倒黑白的地步。令人庆幸的是,拨乱反正以后,铁的事实终于证实他在上海“孤岛”时期,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气节。他用饱含民族忧患之情的笔触,来唤醒“孤岛”内尚在苟安中的民众的觉醒,激励人们抗日的斗志。因此,他受到了日本宪兵队和汪伪组织的查究,并差一点被秘密逮捕,从而不得不逃离上海。40年后,从日伪档案中终于彻底弄清了吴调公先生的这段历史。他当年根据文天祥从镇江元兵的囚禁中突围的史实所创作的历史小说《突围》,1984年和1993年分别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师们的名篇一起收入了《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第四卷),写作这一小说时吴调公才27岁。此外,他当年的散文《时代的同感》和《记桃李园》,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收入了《上海“孤岛”时期文学作品选》。所有这些,不仅荡涤了曾经泼在吴调公先生身上的政治脏水,恰恰体现了他是一个在那腥风血雨年代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而不顾个人安危、敢于“铁肩担道义”、并且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添砖加瓦的爱国作家。

    因《闲话扬州》一文而引起一场风波的易君左先生是湖南汉寿人,与郭沫若、田汉等交往甚笃,也是调公先生的前辈,抗战时曾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过,1947年前后在兰州任和平日报社社长,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赴香港定居,直至病故。易君左抗战胜利后曾由重庆回到镇江,住了一段时间,经常与调公先生在一起谈诗论词、评书赏画,易君左把这种切磋当作生活中莫大的快事。就是由于与易君左的这层关系,“文革”前及“文革”中,吴调公先生受过不少牵连,但调公先生一直对易君左先生有着由衷的尊敬和钦佩,从未因这位朋友给自己带来莫大的政治上的麻烦而悻悻然。

吴调公先生在学术上孜孜以求,老当益壮,在政治上也是不断要求进步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从结为契友的中共党员江上青与江树峰兄弟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苦苦追随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含冤不白之时也无怨无悔。1985年,吴调公先生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江泽民同志的父亲江上青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但他在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却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更不愿意去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为自己谋取私利,非常难能可贵!

 

不谄不渎  良师益友

 

    1952年秋,由于吴天石(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推荐,吴调公来到筹建中的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吴调公和吴天石原来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创刊的《写作与阅读》的同仁,加以吴天石谦虚为学、平易近人,使吴调公在教学之余,深得促膝论文之乐。不久调公先生又从苏州调来南京,从此在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执掌教鞭数十年,门墙桃李遍及天下。

    在教学方面,吴调公先生总希望多做一些贡献:开基础课,开全系第一次创设的选修课,开国家第一次分配给南京师大的苏联高级进修生(已获得副教授职称的教师)的指导课。因为每天清早坚持严格的体育锻炼,所以吴调公先生五六十年来几乎从未卧病。他在授课和开讲座时大睨雄谈,生气蓬勃,一如他文章的生气盎然,学生们非常欢迎。他先后带了多届硕士研究生,成绩卓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吴先生常常告诫研究生:搞学术研究,注重资料,富有创新精神,这固然重要,而写作实践也不可忽视。吴先生数十年来坚持每天写点东西,那怕几百字也好,这叫不断动脑,锻炼头脑,最怕是一曝十寒。研究成果最后必定要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是基本功。如果成果很佳,而表达呆滞生涩,则成果也会为之减色,有时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吴先生特别强调:有时形式比内容还重要,因读者先接触到的是文章的表达形式,文字优美,感情深挚,才能吸引读者。相反,则读者望而生畏,反生厌恶感。有些人认为表达可以马虎一点,这是片面的,于研究不利。他说,我国古代学者是十分注意文道统一、文质并茂的,所以要辩证地认识表达形式的作用问题。

吴调公先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道德文章,为人称道。他一生结识许多友人,与其中不少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人们往往是先见其文、后识其人,因赏识其道德文章而与之结成挚友。据调公先生长子吴善元教授介绍,吴先生与胡山源、易君左、匡亚明、臧克家和陈凡等都是莫逆之交。胡山源先生是文学界的老前辈,当年胡在组织弥撒社时就对刚出茅庐的吴调公非常欣赏,以至解放初期胡山源先生在福州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就曾诚邀吴调公前往该校执教,只因当时父母亲年事已高、身边须有人照料,调公先生不便远游而婉拒。1993年年底,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杨郁副教授所著《胡山源研究》一书问世,次年2月17日胡山源先生的故乡江阴市市政府与南京师大联袂召开新闻发布会,其时调公先生双目已经失明,行动不便,但还是欣然与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令与会者感叹不已。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与吴调公先生原本素昧平生,是在阅读了吴调公的著作以后,因钦佩其学识而与之相交相知的。匡老在撰写《孑L子评传》的过程中,非常谦虚地多次听取调公先生对书稿的意见,并在其后进而聘请吴调公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这是惟一一位非南京大学学者参与主持这一浩大工程,学坛一时传为佳话。陈凡字伯庸,原香港大公报总编辑。他和吴调公先生原本并不熟识,也是先从国内外的报刊上读到调公先生的文章后与其建立起友谊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陈凡先生每年都要回内地一次,主要目的地是北京和上海,南京也顺道作短暂停留。其主要任务一为组稿,二为加强与内地学术界名流的联系。调公先生即使在“文债”缠身的情况下,也总要为香港《大公报》写点东西。陈凡先生在退休时,嘱咐继任的马总编要继续保持与调公先生的联系。马总不负所望,继续请调公先生为《大公报》撰稿。吴调公先生投桃报李,后来在双目处于半失明的状态时,还曾口述,由其妻子戴智英女士笔录,为《大公报》撰写过几篇短文。此外,宗白华先生虽与调公先生未曾谋面,但却对调公先生的文章给予了较高评价;臧克家先生还因文结友,将自己的数本诗集题赠调公先生。所有这些,堪称以文会友的典范。

     吴调公先生为人憨厚,不善权谋,乐于助人而不图回报。他经常收到很多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来信,有的请教学术上的问题,有的寄来习作请求帮助修改,有的寄来稿件请求他向刊物推荐发表……吴调公先生几乎有求必应。但过多的这类来信,着实给调公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少麻烦。子女们心疼他,曾经向他建议起草一份通用的回函,打上100份备用。回函中列上l、2、3、4等若干条,然后按照来信的内容,在有关的条日上打上一个钩即可。但是调公先生坚决不从,他认为与人相处应该“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学问的大小不等于人格的高低。这些来信者是因为在学习或工作上遇到了困难而来求助的,千万不应该冷落了人家。长期以来,吴调公先生一直坚持所有来信必定亲自回复,无论来信者是“鸿儒”抑或“白丁”。而对于个别寄来土特产表示谢意的人,吴调公先生总是让家人寄去一些等价或稍高的物品予以回敬。他常对子女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要受禄。”

 

老而弥坚  著述宏富

 

    虽然吴调公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文学天赋,但是若没有那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如痴如醉的几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的投入,也是不可能在文学创作(尽管对他来说是业余的)和学术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他那数百万字的著作,几乎都是在“炼狱”中完成的。他老而弥坚,不断进取,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吴调公先生从少年时代起,由于自身对文学近于痴迷的热爱和追求,加之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和超人的勤奋,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作文经常被国文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进行评点。高中时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拿到几块银元的稿费时,还请全家人在一家当地比较有名的餐馆聚了一次。在高中毕业时,中华书局为编课本征文,他写的传记性文章《皮尔苏斯基》得了奖,这更激发了他写作的兴趣,此后结集成册的文学创作有《海市集》(世界书局)、《前程》(知行编译社)、《长江的夜潮》(万象出版社)等,未编成册散见各报章杂志的作品还有不少。这时期大量的写作实践,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表述起到了良好作用。

     在江苏师院任教时期,吴调公先生课务繁重,忙迫不堪,可是他仍然挤出休息的时间从事科研写作,每天一直要工作到深夜。教学之余,他对解放前的著作《文艺导论》进行了彻底改订,结合当时文艺理论课的教学心得,陆续定稿,分别成为《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和《文学作品分类的基本知识》两书,于1953年前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写出两本小册子,即《魏巍的通讯》和《人民作家赵树理》。在这以后,吴调公先生还出了两本文艺理论的书:一本为专著《谈人物描写》(江苏人民出版社版),一本为文艺论集《论文学的真实性和党性》。这些著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结合创作实践以探求文学规律;重视文学的思想性,但反对思想性的教条化及其与艺术性割裂;反对庸俗社会学和人物性格的单一性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和当时极左思潮背道而驰的。因此,在1960年全国展开“批判修正主义高潮”后不久,他便在江苏省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从此以后,吴调公先生的研究方向开始改变。除了因为结合文艺理论教学还适当写些散篇现代文艺理论的文章之外,逐步向古代文论和古典文学方面拓展,并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他对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以及杜甫、李商隐等作了深人的研究,并写了不少长篇论文,有的被《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多期连载,有的为海外报刊所转载,有的被译为外文向国外介绍。在“文革”前一年,调公先生完成了中华书局约稿的《李商隐研究》,转眼之间风云突变,调公先生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书稿自然也就被抄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拨乱反正,吴调公先生以饱经极左思潮所折腾之身,特别感受到文艺思想获得解放的无比幸福,在科研上更加发奋,焚膏继晷,不知老之将至。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中,吴调公先生的才思像核裂变一样喷发而出。这期间,他老当益壮,对“文革”前写的谈文学分类和人物描写的两本书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补充,以增订版重新出版。被抄去的《李商隐研究》书稿退回后他又进行了改订、充实、调整,其中的大部分章节分别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反响,并得到《写作与阅读》老同仁李俊民先生的关注,于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初,江苏省举行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该书荣获一等奖。1986年再版,亦在转眼间销售一空。除了旧作的整理、修订问世外,吴先生还推出了两部古典文论研究论著;一为《古代文论今探》(陕西人民出版社版),一为《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齐鲁书社版),均深得学术界和出版界好评。此时的调公先生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兼职,但他仍然带着研究生,为他们讲《中国文艺思想史》课,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定的《诗歌神韵论放谈》补写最后一章。此外,还主编了四种书:《文学学》(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公安派选集》、《竞陵派选集》(均为湖北人民出版社版)、《中国古代文学美学资料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版)。吴调公先生的这种忘我工作的奋斗精神,正如他在1985年参加省劳模表彰大会时即席赋写的一首词中最后两句所说的那样:“何当奋臂挥戈挽,放眼昆仑事远征!”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谁能想到,吴调公先生奉献给后人的如此之多的成果,基本上是在一间斗室中磨炼出来的,子女们戏称为“炼狱”。吴调公先生无愧于这个时代,他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时候,仍耕耘不辍,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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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葵--桃李盈乐苑 精诚启后贤宋征殷--科普美术事业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