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黄友葵--桃李盈乐苑 精诚启后贤

2010-06-07南师名人4238 [    ]  [打印]

 

 

   1987年5月,六朝古都南京,太湖之滨无锡,分别隆重举行“黄友葵教授执教60周年暨80寿辰庆祝会”。中央乐团著名声乐家魏启贤、臧玉琰、刘淑芳、孙家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福增,上海乐团歌唱家刘明义等国内外音乐界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欢聚一起,举行了热情洋溢而又亲切感人的四场音乐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黄老20世纪40至80年代的部分学生以自己精彩的表演,来感谢恩师黄友葵毕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的辛劳,感谢恩师在他们声乐艺术成长道路上所给予的悉心培养和谆谆教诲,音乐会在全体演员高唱黄老40年代学生张锐的女儿张卓娅献给黄老的歌曲《欢聚》中推向高潮,一束束鲜花呈送到黄老面前,台上、台下都沉浸在激动、热烈的气氛中……

 

南北踏歌数十载

 

    黄友葵1908年5月23日生于湖南湘潭前清翰林之家,父亲是位秀才,祖父黄均隆曾任法部右丞,以书法饮誉地方。黄友葵自幼在喜爱京剧、善拉京胡的父亲影响下,学会弹奏月琴、扬琴,吹奏箫、笛等乐器。1915年即她7岁时,黄友葵人长沙道光女子小学,入学不久,在某医生家偶见钢琴,稍加抚弄,即能奏出《梅花三弄》旋律,顿使传教士太太贝莱丝(G·Bayless)大为惊讶,便主动教黄友葵弹琴识谱。幼时的启蒙,不仅培养了先生喜好民族音乐的习性,也培养了对音乐艺术的感受,成为先生形成教学思想和艺术观的源头活水。1920年秋,黄友葵小学毕业考进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跟随美籍教师学弹钢琴。因有一定基础,进展颇快,使她接触了一些西洋古典作品。课余饭后,黄友葵经常参加唱诗班及学校举行的音乐会。当时,贺绿汀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曾听过黄友葵在福湘音乐会上的钢琴独奏。

    黄先生在福湘女子中学就读时,接触了巴哈、贝多芬、肖邦等作品,通过对《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雨点前奏曲》、《革命练习曲》等钢琴名曲的练习、表演,使黄先生进一步理解贝多芬作品深邃的内涵和肖邦对美丽祖国真挚的热爱和怀念。此间,她曾因看过一部描写小提琴家演奏德沃夏克《诙谐曲》的电影,从而引起她对小提琴学习的兴趣,课余学习了两年。

    1924年,黄友葵在福湘女中毕业,留校任钢琴教师,为期两年。1926年,她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生物专业,但课余仍练习钢琴。当年其父过世,家境困窘,生计维艰,母亲只得率姐妹三人投靠在苏州谋职的舅父罗良铸。次年,黄友葵转学至苏州东吴大学,仍以生物为主修,数学、化学为副科,并继续学习钢琴演奏。当时,东吴大学杨永清校长赴美国阿拉巴玛州立大学(现亨廷顿大学)考察,州立大学给东吴大学一个学生名额去学工艺美术科(主要是陶瓷图案设计)。由于黄先生各课成绩优异,且在生物实验绘画中显示出美术才能,经过考试,这份奖学金名额给了黄先生,并说明学完须回校工作。1930年,黄先生赴美,以奖学金支付学费、伙食及住宿费。州立大学工艺美术课程很全,有水彩、油画、美术史等。出于对音乐的一贯爱好和多年学习钢琴的音乐素养,黄友葵毅然报考了该校音乐系,并被录取。音乐系系主任男中音歌唱家阿·波尔切斯(O·Eorchers)兼任合唱队指挥,当他听完黄友葵高歌一曲后大为赞赏,得知黄在留学前已学过十几年钢琴,便建议她改学音乐专业,黄友葵从命于老师。翌年,正式转入该院音乐系声乐科,成了阿·波尔切斯的学生。副科钢琴演奏,由丹麦籍教授指导。进入音乐系后,她学习了大量的欧洲古典作品,如斯卡拉第、亨德尔、舒伯特、舒曼等抒情歌曲和歌剧咏叹调选段。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远离祖国,举目无亲,为了谋生,更为了学习音乐,黄友葵凭着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度过了这一苦读时光。为了贴补学习音乐的经济困难,她以自己善画能写的特长,应征过广告画,或到电台为节目配乐伴奏,吹奏笛、箫。暑假里便去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波特兰市一个夏令营打工,受聘教孩子们唱歌和画图画等课程。每逢圣诞节前她就自行设计、自己刻制圣诞卡上图案,然后用丝带装订好去出售。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黄友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学校每月举行一次巡回演出,她是演出团里惟一的外国留学生,经常承担独唱和钢琴独奏任务。当时,她曾随大学合唱团代表阿拉巴玛州,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举行的音乐会上担任独唱和领唱。1933年8月,黄友葵以总分优秀的成绩在美国亨廷顿大学音乐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并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获得了成功。同时,当选为该校学生荣誉学会(Trisigma)会员。

    1933年9月,黄友葵出于赤子之心,放弃留美机会,毅然踏上归国之途,返回东吴大学任教。她创办了音乐系,招收声乐、钢琴学生,并组织了一个40余人的合唱队,亲任指挥,每年都要在大礼堂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她亲自排演了一部由吉伯特·苏利文编写的轻歌剧《杏眼》(Almond Eyes),组织公演,大获成功。1934年春,黄友葵应母校福湘女子中学邀请,在新校舍落成庆祝大会上,举办独唱音乐会,以表达对桑梓和母校的盛情。

    在东吴大学工作的同时,她又随苏联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学习声乐演唱。1936年秋起,黄友葵受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梅·百器(M·Paci)之邀,多次与该乐队合作演出中外名曲。其中还与当时上海音乐爱好者所组织的、以合唱为主的声乐表演团体雅乐社合作,演出了海顿清唱剧《创世纪》及《四季》,担任女高音独唱,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她还参加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图兰朵特》及威尔第《茶花女》等歌剧选场的演出。1937年,黄友葵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以中国《聊斋志异》为题材创作演出古装歌剧《柳娘》,担任该剧的女主角,男主角由著名歌唱家斯义桂担任,他们的合作演出,获得圆满成功。这是当时几乎全部由外籍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邀请华人担任独唱节目的开始。在这以前该乐队还从未和中国声乐家有过合作演出,故乐队指挥及音乐听众,曾以“中国第一女高音”对黄先生加以赞誉,并欲资助她去意大利歌剧院深造,条件是三年学习期满后要留在意大利演出歌剧三年,且演出收入归指挥所有;也有一美国人欲聘其去美国好莱坞演唱,并许以高薪。但这些名利诱惑,均被黄友葵一一谢绝。

    为了祖国的音乐事业,黄友葵一再推迟婚期,直至1937年7月4日,方与陈嘉教授在青岛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夏,黄友葵携同丈夫陈嘉教授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辗转去云南昆明,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授。张权、莫桂新、刘明义、魏启贤、臧玉琰等是她在大后方所教的第一批学生。1940年国立艺专与国立音乐学院合并,校址设在重庆青木关,她即被聘为声乐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在音乐学院任教的还有应尚能、陈田鹤、江定仙、易开基、刘雪庵、蔡绍序诸先生。

     1941年,黄友葵参加进步团体“山歌社”,投入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组织排演了歌剧《秋子》。该剧是一部抗战题材的优秀剧目,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重庆两次亲临观看演出,并作重要指示。《秋子》一剧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40多场,还曾赴成都等地巡回演出,影响很大。   

     1945年,国立音乐学院迁址南京,黄友葵担任声乐系主任,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兼教声乐课,培养出方应暄、王萃年、孙家馨等歌唱演员。1949年解放后,国立音乐学院北迁,黄友葵留宁任教于原中央大学艺术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师范学院,黄友葵先生任音乐系教授兼声乐教研室主任、院工会主席。

    1953年,黄友葵参加全国文代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同年10月1日,在京参加国庆观礼。1956年,黄友葵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南京艺术学院成立,黄先生调入南京艺术学院任声乐教授兼音乐系主任,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后来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1960年起,她连任音协江苏分会第一、二、三届主席。

    1961年,黄友葵受国家委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察员身份,赴保加利亚参加“世界青年歌剧演唱大赛”,观摩了80场西洋古典歌剧及音乐会的演出。

    “文革”期间,黄友葵被错误地作为音乐界的“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不公正批判。后期,她与京剧教师合作,在京剧演唱教学中,探索中国京剧唱法与西洋美声唱法的相互借鉴问题,从而对民族唱法产生了新的认识,发表《谈音乐教育中的“洋为中用”问题》的论文。

    1979年2月,中国音协与北京音协联合举办了“黄友葵教授声乐教学50周年暨在京学生独唱音乐会”,她的学生张权、孙家馨、臧玉琰、魏启贤、王福增、王萃年、方应暄、周永浩、刘新庚等歌唱家纷纷登台演唱,社会影响很大。是年,黄友葵再次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音乐系主任、院党委委员等职。工作期间,黄友葵在《群众》、《新华日报》、《南艺学报》发表《我国音乐历史简介》、《论声乐艺术的学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学术论文。

    1989年,黄友葵的专著《论歌唱艺术》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凌、张权为该书作序。同年5月,她的声乐研究生汤爱民毕业,举办论文答辩会暨独唱音乐会,获得成功,被授予硕士学位。

    黄友葵除了专业教学外,还担任过繁多的社会兼职,主要有:江苏省妇联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代表、省文艺学院名誉院长、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省管乐学会名誉会长、省歌舞团艺术顾问、湖南省声乐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文艺家企业家联谊会顾问、南京少儿音乐舞蹈学校董事长等。

    1990年9月1日,黄友葵因肺心病急性发作逝世,享年82岁,追悼会由时任江苏省省长陈焕友主持,副省长吴锡军致悼词。中国文化部、中共江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文联、中国音协、江苏音协等党政机关、学术团体送了花圈,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声乐教育家陈洪、喻宜萱、剧作家陈白尘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发了唁电,500余人出席追悼会。《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中华歌坛失宗师,秋雨绵绵天亦悲》的悼念文章。《人民日报》、《中国音乐报》、《音乐周报》、《南京日报》、《青春之声》、《美国华语报》、南艺学报《艺苑》等均刊发了报道。

 

乐栽桃李盈芳苑

 

    黄友葵为了专心教书育人,从1938年起她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演出活动。她热爱教师圣洁的职责,热爱嗷嗷待哺、勤学苦练的年轻学子,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一片坚贞之心,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之中。黄友葵自己常说:“我虽然长年埋头于教书,再也不登台了,可是我教会了学生演唱;每当我见到或听到学生们成功的演唱,我总觉得比我自己登台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还要高兴,还要欣慰……这是我教了一辈子书,所得到的最大的愉快啊。”

    在重庆青木关音乐院时期,物资条件极为艰苦,大礼堂及学生宿舍都是农村低矮瓦房,琴房都是建在山坡上的草房,学生穿草鞋吃糙米,钢琴多为“双手万能”,即琴键弹下去就不起来,必须用手指去拨。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黄友葵忠实于自己的声乐教育事业,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生,在既没有专职钢琴伴奏,又没有稍具规模的乐队的情况下,居然也排出了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一幕。这在当时物资条件极为艰苦,而声乐教学虽已进行了多年,但学生的演唱水平还不很高的大后方,实属难得。《弄臣》的演出,也标志着音乐院的声乐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演唱人才。

    黄友葵教授以毕生精力献身于声乐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60多年,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优秀声乐人才。“学林探路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黄友葵之所以能在教学中成绩卓著,人材辈出;之所以能在接近群众中,在千百音乐爱好者中发现良材,识辨“盐车下的良马”,这完全是出于她对声乐艺术事业的满腔热情,对学生的厚爱,以及教学中一贯的高度责任感。黄友葵每天除了对上课的学生一丝不苟地精雕细琢、进行指导外,还经常放听学生们灌制的唱片和录音带,反复认真思考学生们各自在演唱上的美中不足,逐字逐句推敲,以便表现得更为完美。黄友葵就是这样怀着对每位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不断向学生们提出更高的具体要求。甚至包括那些在音乐舞台上早已著名的老学生歌唱家也是如此,著名歌唱家魏启贤和臧玉琰,都是在演唱多年蜚声中外后,仍回到黄友葵教授处聆听她的指正“回炉淬火”。老师在肯定他们的优点的同时,又纠正其弱点,使他们在更高的起点上,为具有更完美的表现力而继续前进。

    声乐学生们天赋各有差异,怎样了解学生、因材施教 怎样洞察心态诱导他们,并逐步淘洗出“顽石中的璞玉” 这方面黄友葵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深刻感受。她经常说:“声乐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了解每个声乐学生的过程。”要针对每个学生发声器官存在的问题,善于准确地找到学生问题的症结,并善于用准确的方法,来纠正和避免他(她)们的种种毛病,这当中更重要的一点是:要爱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能因嗓音条件挑剔和嫌弃学生。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在谈到当时跟黄老师学习的情景说:“我的声音条件可以说是不好的,声音很细,唱歌有点像猫叫,音乐学校是不会要我的,因此我不敢报考音乐院。我母亲也担心我学不好,说‘别学唱歌了,你能靠唱歌找饭吃吗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唱歌,常常偷偷地去听张权大姐的表演,回来就自己摸索,后来投考金陵女大音乐系,也只捞了一个‘备取’。后来我被补上了,那时黄先生正在金陵女大兼课,我知道黄先生教学很有经验,就想尽办法转到黄先生的班上。黄先生没有因为我的声音太小而嫌弃我,我非常高兴。黄先生教学非常严格,学生不用功,就会被淘汰。因此我只得加倍努力,按照她的指导去做。黄先生对待教学工作是满腔热情的,她非常刻苦、耐心,一点一滴地示范、纠正。我们在她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也都很努力地钻研,死下苦功。”

    在学生们为她举办的教学50周年纪念音乐会及学生回忆座谈会上,黄先生非常激动,也作了发言。她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认真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真诚勤奋地劳动,总是会取得成绩的。”“声乐学习者,应该掌握各种风格,各国的音乐风格,各民族的音乐风格、方法和特征,这是起码的本领。”“声乐学习,多半依靠学者本人去摸索,老师只是作些启发性的比喻,说明或示范,对就肯定,不对就加以纠正。

     声乐的基本功和器乐不大一样,它的乐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时用语言也说不清楚,一定要教者和学者共同摸索,琢磨,研究,摸对了就快些,而有的学了很久,方法却不一定适当。”“教学不能不看具体对象,要根据每个不同的学习者的声音条件、优点、弱点,采取各种方法来对症下药。”

    她的学生方应暄回忆说:“黄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并享有盛名,回国后又悉心研究,成就很大,但她没有一点架子。教学的目的性明确,能针对每一个学生,指点教习,为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自己在解放后,走了些弯路,我采取了民歌的唱法演唱,路子远离了。黄先生看到非常着急,她常常提醒我,不能瞎碰瞎撞,对各种意见要分析研究,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长处,适当地吸收民族演唱中的优点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这是有好处的,而不是抛弃自己原来的基础去另起炉灶。”黄先生时常谆谆教诲学子:“教师只是学生开始走路的指引者,最主要的还是靠学习者自己有毅力,不断探索、提高。学习上一帆风顺是没有的,不学就无术,不刻苦也就学不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遭遇也不全相同,而凡到后来能有较高成就的都是靠自己刻苦用功,靠百折不挠的治学毅力获得的。”她提倡教员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提高,认为所有的声乐家都有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特长。当然,虚心学习,并不等于把别人的全盘收下,要坚持自己的优点,但要善于学习,取长补短。要提倡“不立门庭、各逞新趣”,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各显神通。要反对那种“誉之者每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的不好作风。要敢于自以为是,又要敢于自以为非,不要思想僵化,老子天下第一。只要别人有优点,就要虚心学习,同行的要学,外国的也要学。要提倡勤学苦练。她认为有许多青年人本质条件很好,也会唱歌,会表演,但学了一点皮毛就满足了;在舞台上有了掌声,就觉得很够了,这就很可怕的。她常说,艺术上要成功,总的离不开基本功,但基本功有深有浅,有旧有新,要坚持基本功,而且要不断提高基本功,更新基本功,同时要搞清学习的目的性。不要片面化,方法是手段,不是目的,表现歌曲才是最终的目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同小异的。只要能把歌曲表现得深刻、完善,而又合乎科学的原则,就应该肯定它,并不断地广收博取。

    凡是跟黄先生学过或接触的人,都深知她对教学事业是忠心耿耿、满腔热情。她始终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几十年如一日,细心纠正学生的缺点,一点一滴的在后辈的学业上下功夫,把一张张近乎白纸的学生,在一个正确方法的指导下,画出模型。

 

热情精诚启后贤

 

    黄友葵先生以优异的成绩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不受高薪的聘请,毅然回国,把自己的青春活力都带给祖国和人民。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她全身心地投入声乐教育事业,家被日寇飞机炸毁了,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文革”期间,她仍以一个共产党员旺盛的斗争精神顽强地生活着,工作着,她无畏地坚持把余年献给党的声乐教育事业。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孜孜不倦地进行艰苦的实践。惨淡经营,劳累一生而毫不动摇,更不后悔。

    她一生光明磊落,一颗火热的心,从没有降过温,坚持到一息尚存,她是在工作岗位上停止了心脏跳动的。一个82岁的老人,竟保持着如此朝气和进取精神,所以,人们称她是“一代宗师,杏坛楷模”。

    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作为美声学派的声乐家,她不断研究民族唱法,探索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结合的路子,直至白发苍苍,始终不懈!正如她的研究生汤爱民在《师生情永难忘》的纪念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黄先生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首先表现在她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上。她身兼数职,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耗去了她许多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她主要的生活场所仍是课堂。一坐上琴凳,没有三四个小时不会下来。她和我们共同感受着歌唱的细微动作变化,她保持着极高的教学热情,就是这样,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作欲望。我常常望着她那瘦小的躯体,心里为这躯体内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精力而深深震撼着。她常说‘我不累’。其实,她何尝不累 几小时授课下来,倦意早已悄悄爬上先生的面庞。不是她具有铁打的身体,而是为了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她毫不吝惜地耗尽自己的心血。黄先生的心永远是年轻的。面对自然规律的无情、冷酷,她以透支生命的方式来抗争。她常说:‘我真想再带几个研究生,看样子不可能了,把你带出来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她切切实实是把生命当作时间来计算和利用的。”

    黄友葵先生,既是燃料,又是火种,她为声乐教育事业奋斗终生,在其人生征途中,她燃烧了自己,点亮了别人,她为祖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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