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吕斯百----杏坛树人 艺苑留芳

2010-06-07南师名人2435 [    ]  [打印]

 

 

吕斯百的成长

 

   

    吕斯百,1905年10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太平桥村,曾用名则男。父吕渭清是小学教师,母唐氏从事农业劳动。家境贫寒,吕斯百从小便帮助其母做力能胜任的农活。母亲望子成龙,竭力支持斯百进学校读书,他便跟随父亲上学。在旧社会,教师工作并无保障,其父更换过好多所小学。吕斯百上过六所小学才得以毕业,其中有三所小学在浙江。由于经常变换环境,长途跋涉,到陌生地方生活和学习,同学多是新交,使吕斯百逐渐形成了自理能力较强、多做事少说话的内向性格。每次出去上学,母亲总要语重心长地再三叮嘱,要他专心读书,做一个有用的人。父亲常常鼓励说,不能怕苦,只有能吃苦,将来才能有作为。这些家训,影响了吕斯百一生。小学毕业,吕斯百约了同学,到南京投考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录取。

    吕斯百读小学的几年里,因不在母亲身边,父亲工作繁忙照顾不周,以致几次得病,体质单薄。这回考取省四师,一家欢庆之际,他却不幸患了伤寒病。在那个年代,中国医疗还很落后,伤寒的死亡率很高。斯百经父母全力求医抢救,幸得转危为安,但是身体已极其衰弱,无法按期入学,只好休学一年。

    吕斯百的膝盖与别人不同,留有醒目的大伤疤。他不大愿意见示于人,夏天也很少穿短裤,免得人家问及,勾起苦难的回忆。原来是他在患伤寒的时候,病中盖的是粗布破旧硬被,骨瘦如柴的双膝经不住日夕磨擦而破损。当时只忙于救命,对伤口未及采取得当措施,因而感染溃烂。这个伤疤给吕斯百留下一个家境贫寒的记录,他忘不了父母的训导,要努力发愤读书学习。

    吕斯百幼年在偏僻的乡村,难得见到图画。家里和左邻右舍用的火柴盒子上的标贴各式各样,最早引起了他的兴趣。并没有谁教他,自己用树枝竹棒在沙地上试着描画。上小学之后,对图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业都获高分,成绩优异,这些逐步奠定了他学习美术的志向。进入省四师,学图画的条件更好了,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他在师范班五年毕业,受到师长的表扬和鼓励,特准直升附设的艺术专修科继续深造。1927年,还没有开学,适遇北伐战争,学校停办。吕斯百便踏上小学讲坛,当了教师。由于和学生较多接近,增进了他献身教育工作的感情。但是,他觉得知识和技能还很不够,亟望有机会继续提高。当得知蔡元培被任命为政府的大学院院长,对教育有革新主张时,吕斯百非常振奋,邀集省四师艺术科的同学联名上书,要求将艺术科并人东南大学。这个要求获得蔡元培的批准,定名为艺术教育专修科,隶属教育学院。东南大学后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吕斯百入学后,得到他早就仰慕的徐悲鸿教授的指导,其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深得徐悲鸿先生的赏识。吕斯百当时的成绩是班中佼佼者。

    在旧中国,瑰丽的中国绘画艺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日趋衰颓。美术教育没有科学的设置,更没有正确的内容和方法,学子得不到正确的指导,甚至被引入脱离实际的歧途。徐悲鸿先生高举振兴中华艺术的旗帜,提倡走现实主义道路,重视艺术教育,大力鼓励和培养后学,结成一支革新中国艺术的战斗队伍。吕斯百是徐悲鸿先生器重并着意栽培的一位。

    1928年暑假,徐悲鸿应福建教育厅的邀请,创作了一幅表现“五卅惨案”烈士蔡公时的大油画,完成后婉谢不受重酬,只希望能给一个公费留学生名额,派他的优秀生去法国学习油画。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了同意。徐悲鸿心中选派的就是吕斯百。而吕斯百却认为班上同学王临乙成绩很好,与自己不相上下,断然决定谦让。徐悲鸿接吕斯百回信,感到为难。厅长知道此事之后,觉得吕斯百品格可贵,毅然决定再增加一个名额。徐悲鸿乃安排吕斯百去学油画,王临乙去学雕塑。1928年,吕斯百到了法国,考取里昂美术专门学校。

    身居异国的短短时间里,吕斯百深感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是被瞧不起的,备受冷遇甚至侮辱。日本是世界上的强国,谁的长相像日本人就会被误受礼待,吕斯百内心十分愤慨。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吕斯百,粗大的双手、特长的脚板、瘦削的身体,穿着又简朴,外国人一望而知是来自中国的穷学生。有一次一个外国学生无端突然从吕斯百的后背猛地揉搓他的胸部,几乎造成骨折。他还见

到另一个中国同学遭戏弄,竟被剥光了衣服。吕斯百气愤至极,但敢怒而不敢言。他默默地策励自己,要加倍地刻苦学习,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显示中国不可侮。

    吕斯百遵守校规,虚心接受老师的指导。功夫不负苦心人,三年学习屡考第一。他的构图能力特别强,作品总是受到嘉奖。在生活上,他对衣食住都十分节约。三个中国同学合租一个小房间,到美术馆临画都是喝自来水,啃干面包充饥。后来又因国内政局变化,留学官费中断。他参加该校的巴黎奖考试,结果得到了法国部分的庚款公费补助。吕斯百在里昂美专,埋头锤炼基本功,课余时间都是进里昂国立博物馆,参观、研究、临摹前辈艺术大师的作品。法国19世纪的大画家夏伐纳的一幅大画《乐园》挂在美术馆入门楼梯边,他以极大的毅力,一丝不苟精确地临了下来。整幅作品的精神和表现手法,达到乱真地步,博得老师和同学惊叹。三年学习期满,他的毕业油画创作《汲水者》被评为首奖。1931年里昂美专毕业后,吕斯百到了巴黎,考进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同时在巴黎儒里盎油画研究院研究油画,选择著名画家劳朗士为导师,学习成绩更有提高。在法国,画家能参加春季沙龙是莫大荣誉,他的作品不仅有两幅入选了巴黎春季沙龙,而且在里昂春季沙龙中得了奖。吕斯百留学六年,经过勤奋学习、研究,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法国画坛显示了他的杰出才华,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民族争了光。

 

为振兴中国艺术孜孜不倦

 

    1934年,吕斯百的公费留学期满行将回国。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和德国边境城市游历考察,对各国大师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的杰作参观研究,更丰富了他的学识,进一步提高了艺术造诣。结束留欧生活,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抱着把自己的艺术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的一片爱国热情,吕斯百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的聘请,担任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教授,同时,他还接受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梁先生的热情聘请,兼课一年。

    从1927年起,徐悲鸿以中央大学艺术系作为实行“走现实主义道路,振兴中国艺术”的教育基地,在此任教并担任系主任。徐悲鸿校内外工作十分繁忙,自从吕斯百受聘之后,便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分担系行政工作。吕斯百艺术成就大,不仅教学好,分担的工作又极其认真负责,并能遵照徐悲鸿的办学意图努力付诸实施。因为徐悲鸿有出国任务,后来又去广西,系主任工作完全交由吕斯百料理。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大内迁重庆,徐悲鸿赴南洋、印度一带展画筹款,支持抗战和救济灾区。吕斯百乃由非正式而转为正式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担任系主任(中大教育学院于1938年改名师范学院)。

    我1938年考人中大艺术系,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头四年我是吕先生的学生,留校后是他的助手。他休假时,遵其嘱托我曾代理系务。他后来调往兰州创办艺术系的七年间,我和他也往来不断。1957年,他调回南京师范学院当美术系主任,我是他领导下的国画教研室主任。我和吕先生相识相处,前后有30余年,对他我目睹耳闻,知之较多。

    他主持中大艺术系自始就有理想,有抱负,继承并发展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教育思想,把这个系办得有声有色。他在1934年《中大艺术系系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的文章,总结过去,阐述设想。这篇文章对当今艺术教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家教委主办的双月刊《中国美术教育》于1992年第3期重新全文发表。吕斯百在文中介绍中大艺术系的学风说“系的精神抱负与成就,亦就是徐(悲鸿)先生的精神抱负与成就”。实施的就是“非天才主义”教育,“注重基础的培养,顺应个性的发展”。同时提倡“教授以身作则,以导为本”,希望学生“充实修养,融会贯通,自树面目”,强调“美的最高级是至善”,把学生“修养安置在最高级”。文中还结合当时中国美术界的实际,论及了艺术问题,批评当时有些人“把艺术估价太低,看得太容易了。稍有笔墨趣,便自捧为上品,漫涂几笔,便自得意,避重就轻,竞尚写意,这样使中国艺术永远跳不出小情小趣的水平,这实在是中国艺术的危机”。他要求把徐悲鸿“尊德性,道学问,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作为“求学的起点”。并且指出“艺术创造的趋向,固然随时代而变迁,可是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在作品头衔的新旧”。因此,吕斯百把“崇高伟大”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目的,致力于创造、发展民族艺术。他对开展艺术教育的最低条件,如环境、设备、科目以及设立名作陈列馆等等,都发表了具体意见。而且认为“中国近数百年来艺术的落后,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艺术教育的发达,并不是养成三五个艺术家而已,必也要家庭艺术化、社会艺术化,有千千万万人普受艺术的洗礼”,“主张开放艺术的门户,成为普及艺术教育的园地”。

    吕斯百沿着他的办学设想,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工作,逐步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聘请功力深厚、适合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的画家和史论家任教。教学设备亦逐步添置。学校有九年因日军侵略而内迁四川,在艰苦的条件下,他苦心经营。还于1943年恢复了一度停办的音乐组。当时的音乐组也就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前身,是国内培养音乐师资及专才受到好评的系科。学校西迁,交通运输困难,吕斯百想方设法将设备运走。除巨大的石膏像无法搬迁外,其余全部运到重庆。在抗战胜利归来后,他四出寻找未及迁走的巨大原翻版名贵石膏像,除“酒神”一座未知下落之外,其余的“维纳斯”、“掷铁饼者”、“亚波罗”、“奴隶”等,全搜索回来。这些石膏像是国内所仅有的,至今仍是南师大美术系的珍贵教具。

    吕斯百教的课,主要是素描和油画。当时素描课用的是柳炭条,特制的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开头还能买到法国进口或上海制造的。不久,洋货没了,上海纸也买不到了。吕先生四出探索,发现市上有一种土产纸可以代替,同学得以保持正常学习。吕先生上课,要求学生认真观察,谁以主观代替客观实际,定受批评,批评是婉转的。如写生石膏像,把外形轮廓线画得刻板。他说:“你画的像个铁丝框框,不像是立体的外形。”作业暗光有的画得偏黑或很黑。他说:“对象是石膏做的,你们画得有的像木雕,有的像泥塑或是铁的。”同学听了印象很深。初学素描,往往处处周到,失之繁琐。吕先生不厌其烦地强调“简练”的必要性。艾中信教授(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早年是吕斯百的学生,他说初学素描时“吕先生曾开门见山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当时说的话,我直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他说‘艺术要求简练,简练这两个字,是每个画家必须终身服膺的”’。艾中信回忆说:“我开始作油画人体时.往往抓住细小的东西不放,在色彩上只顾找细微的变化,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充实丰富的效果。吕先生看了用着重语气对我说‘凡事都要顾大局,要从大处着眼,不要那么小气。谨小慎微,不是艺术家的风度’。他的这些话使我增进了对艺术和艺术方法的领悟。”吕先生认为“速写就是简练概括的素描”,并对其十分重视。有次我练习速写,对象穿着黑布棉大衣,我面对黑乌乌的对象,背景也是漆黑,他见我有点棘手,便接过画板,边讲边示范,同学们都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地看。吕先生教素描,并非以单纯技术观点指导,而是在基础训练中培育创作能力。在我们班,学期考试要求每人作自画像一幅。我适遇祖母逝世,自画像的半身,衣袖上戴着黑纱,重点刻画面部悲伤而又坚毅的神情,他大加赞扬,评为优等,贴堂表扬。

    中大实行学分制,艺术系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国画、西画、美术史论、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学生课外还可以学雕塑。为适应加强艺术师资培养的需要,他开设《图画教学方法》课。他提倡学生学木刻、漫画。当时学生自筹出版了《现实版画》期刊,受到他的支持。在艺术系旁听的李典(流丹),后来成了著名版画家,任职香港大公报美术编辑、香港画家联会名誉会长暨顾问,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有他的版画集、油画集。

    在旧社会,艺术教育事业举步维艰,吕斯百并不能完全如愿地开展工作。解放后,他回顾说:“解放前,我深感艺术教育之于中国的需要,所以牺牲了个人的创作时间,想把中大的艺术系搞好,但是在过去的环境之下,自然吃力不讨好。我很早看出中国艺术教育不能推进,完全由于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我徒有深切的反感而无作为。”

    吕斯百的夫人马光璇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外甥女。当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政府往台湾搬迁,传云南京将成为战场,吕先生好些亲友都纷纷走了。吴稚晖走前对他俩说:“走不走由你们自己决定,要走可以跟我一同走。不走,你们教书的人留下不要紧,总有饭吃。’’在这去留的关头,吕斯百收到徐悲鸿的一封信,要他留在大陆,于是他决定留下了。北平解放,广播电台传来了徐悲鸿在北平对文艺界朋友的讲话,吕斯百更信心百倍,坚决地迎接解放。

 

为社会主义艺术事业鞠躬尽瘁

 

    南京解放。1949年10月,吕斯百奉命上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他总结说:“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甘愿在新社会做一个螺丝钉。”

    1950年8月,吕斯百结束革大学习,9月即奉派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工作。解放初的西北交通险阻。去兰州是火车抵达西安之后,转乘长途汽车,在黄土高原的山野里颠簸,至少四天三夜才到达兰州。路上吃的住的都极简陋,谈不上卫生。旅店里老鼠乱窜,被子上跳蚤血迹斑斑。遇到汽车抛锚,要在肮脏的窑洞和马牛羊一起过夜。抵达兰州,还得再乘两个小时马车摇晃颠簸才到学校。宿舍的墙是土夯的,窗是纸糊的。室外一口瓦缸盛着黄土水供使用,点的是煤油灯,烧的是柴火灶,睡的是硬板床。室外周围一片黄土沙丘。这些情况,吕斯百写家信从未说过。假期回南京,总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大讲西北黄土高原的特色,景致的美丽,领导的支持,艺术系发展如何的迅速等等。使听了的人都想去。我患有慢性鼻炎,他说西北气候干洁,你如果生活在那儿,定会不治而愈,让我也一度动心。他的夫人第一次探亲按指点的路途去看他,亲历其境,简直大吃一惊。但是,她能理解吕斯百,吕先生一片爱国热情在旧社会不能发展的忧郁得到了解脱,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怀着一股对个人无所要求的奋发激情,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地工作。

    当时的西北师院,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美术音乐专业,只有一个简单的劳作科,矮小而破烂的土房做教室。吕斯百到职后,精心筹划创办艺术系。将土房修整,改建成为画室、琴房,很快便使艺术系初具规模。开设有美术和音乐两个专业,有本科、专科、预科等不同学制。画架画凳、静物台、画柜、画桌、图书柜等等都是他亲自设计的。他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文物商店先后购置了大批石膏像、钢琴、乐器、图书和书画名作,亲自拜见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求画。陡剑珉教授回忆说:“吕先生筹建艺术系的操劳事迹有些今天人们难以相信,但确是真的。例如有些贵重石膏,为防损坏,乘敞篷汽车时他抱在怀中,一路到达兰州。他为系购买设备都是乘假期回南京之便,从不报销旅差费。西安乘汽车到兰州近千公里,路经华家岭,冬天气温零下30度左右,其辛苦程度可以想见。”

    同时,他着力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除了来自外地之外,还就近发现人才,聘请学有所长的社会贤达和显露头角的青年美术家、音乐家任教。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支力量雄厚的教师梯队。如陡剑珉、王启民在他亲自指导下成长很快,还送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陡剑珉成为学有专长的骨干教师,王启民后来还当了系主任。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吕斯百遵照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路线安排课程,力求基础训练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注意民族传统的学习,组织年画创作,带领学生去敦煌、麦积山等地参观写生,将古代文物艺术品运到学校展览,组织教师晚间学习国画。经常举办全系性速写有奖比赛,并亲自指导晚问速写练习。学生杨鸣山,毕业后念念不忘吕先生的教诲。他曾在速写比赛中获一等奖,吕先生以自己的《俄华字典》赠送鼓励。杨鸣山现在是澳大利亚皇家美术学院院士,澳中友好美协理事。

    另外,他还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举办各种展览及宣传工作,提高学生社会服务的实际能力。定期组织全系教师研讨教学问题,开展评比。不仅改进了教学,而且促进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

    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吕斯百强调观察,启发感受。他认为对事物要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主张以书写的方式,再现形象的艺术美,反对摹拟自然或矫揉造作。培养学生概括取舍,突出重点,表现本质的能力。鼓励在不违背不歪曲现实的前提下,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

    吕先生的素描教学,有一套科学适合艺术专业的教学方法。1955年,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时规定推行苏联契斯哈可夫素描教学体系,学生一律改用削尖的铅笔画素描,作业时间拖长。执行结果,弊端很多。特别是契氏强调形体只有面没有线、不用线的说法带来了对中国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抵触,造成了思想混乱。吕斯百有不同意见,但当时的形势是学习苏联“一边倒”。他照顾大局。因势利导,采取加倍强调速写锻炼的办法,使学生掌握线描的技法,并保持敏锐的感觉。全系速写练习成风,争当模特儿。据当年毕业后留校、现已是教授的几位教师说:当时吕先生现场示范作画,为许多同学、教职工画过速写像,不少作品至今还被保存着。

    吕斯百在工作、教学、生活诸方面都以身作则。他按时上下班,上课从不迟到早退。带头编写教材讲义,他重视解剖学,曾编出一份有个人独到见解的《解剖学》。打扫卫生,布置环境,文体活动,植树造林等活动都领头于。他每晨六时起床,坚持太极拳运动。用的是老挂表,穿的是平底布鞋,在风雨泥泞的道路上来回于学校宿舍之间。他独身居住在平房陋室,劈柴生火,烧水煮饭,扫地铺床,洗衣补袜样样自己动手,从未雇过佣人。如果有人问他生活是否习惯,有无困难,他总是面带笑容说:“挺好,挺好!”他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不仅在专业上用心指导,生活上也很关心。不少困难学生受到过他物质上的资助。如上面提到的王启民,1952年学习期间因家乡受灾,经济困难,准备辍学工作。吕先生得知后,慷慨资助,使其得以完成学业。但是,他对学生从德智体美诸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大事认真对待,不良习惯也不许养成。如学生作画不许漫不经心地乱挤颜料造成浪费。有位同学回忆说,我用颜料很不注意节约,吕先生有一次重重地对我批评说:“你这样用颜料,家里开颜料店吗 ”使人印象深刻,从此改正。他不吸烟,也不允许学生有抽烟嗜好。他告诫说:“浪费金钱,影响健康。”

    经吕斯百七年的苦心经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从无到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高师艺术系科,崭新地屹立于西北大地,成为西北艺术教育的摇篮,培养了大批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的人才。现在西北文教部门的一些负责人、高等师范院校及中等学校的美术骨干多是当年吕先生的学生。他为西北艺术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1957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夫妻多年分居两地的问题,在南京大学执教法语的夫人马光璇教授因单位缺人不能调走。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则已具规模,师资基本齐全。安排好系主任接班人后,吕斯百便依依不舍地离别了教工、学生,奉调回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南师院美术系的前身就是中央大学师范艺术系。解放后中大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大的艺术系调入新建立的南京师范学院,美术音乐分建成两个系。所以,吕斯百是离开了8年重又回来任教并担任系主任工作的。他把兰州的经验和中大艺术系的一些可取办法加以运用,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献计献策,亲自领班,使美术系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吕斯百感到美术系现有的环境和设备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亟需扩充。他以极大的耐力勤于请示汇报,申述美术专业特殊性,请求增加经费,调拨用房,取得上级和别的系科的理解。在可能条件下大都得到批准。短短几年,教学用房使用面扩大了两三倍,每年拨给的业务费、科研费,按师生在校人数的例相比较,也都超过本校其他文科各系许多。有了作品陈列室专门收藏师生作品和名家佳作的专用橱柜,配备了大批画框、镜。为了使学生有机会看到古今画家优秀作品,他尽力组织收购还发动师生假期在家乡征集。1958年,俄罗斯造型艺术在上海展览,吕斯百争取到经费,亲自组织能画油画的教师分批前往临摹,自己带头临摹了列宾的名作《黑女人》。这个活动既得到一批苏联优秀艺术摹品作范画,又使教师得到机会进修学习。为完善培养师资的课程设置,吕斯百先生倡导增开了水彩、书法等课,加强了图画教学法及教育实习。

    二十世纪50年代早期,在美术系,对于提倡创作是否会影响学生师范专业思想的巩固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吕斯百认为我们培养的师次应当是具有较高的美术水平,学生将来既能胜任教课,还应当具静创造能力,这是社会的需要。美术教师亦是文艺工作者,具有创作能力是必要的,提出以创作带动基本训练的主张。这种看法受到教师们的赞同,系里实施了艺术实践与教育实习并重的教育计划,定期组织师生下乡下厂体验生活,练习创作;鼓励师生办画展,参加社会上的美展。为使学生在多能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吕斯百的办法是,高年班的课程设置少而精,最后一年分设国画和油画两个专业班。他又根据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拟订了从专科班毕业生中选择少数优秀生继续留系进修两年,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办了一期之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中止(他还设想集中力量建立一所艺术师范学院)。

    吕斯百一如既住,极为重视对青年教师的提高培养。他调南师不久,于1959年就派遣青年教师李有光、陈通顺前往敦煌,作为期三个月的临摹进修。甘肃敦煌,保存有古代丰富的美术珍品,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前往临摹学习者渐多。而二十世纪50年代,由于地方僻远,交通困难,生活艰苦,经费开销大,单位派人前往者甚少。吕斯百看准了青年赴敦煌进修的价值,竭力争取而获得校领导的批准。这两位青年教师的临品,填充了美术系的古代示范画,专业水平获得很大的提高。现在,李有光已成为教授,陈通顺担任了《中国美术教育》双月刊的主编。现担任水彩画教学的董建民副教授,是1957年本科毕业生,因为是党员,担任学生政工干部。吕斯百勉励他既要搞好岗位工作,同时不要丢掉美术专业,安排他抓紧时间进修水彩画,亲自指导,还领他到校外写生。有次董建民画静物,苞菜画不好,他执笔示范,使董顿有所悟。30多年了,这幅范画还被珍存着。每当谈起吕先生殷切指导的情景,董建民总是激动万分。美术系新开设了书法课,教师外聘不易。吕斯百看中了青年教师尉天池,对他进行重点培育,吕先生亲自登门请任教于教育系的书法家沈子善教授担任指导,尉天池勤学苦练,天资进发,终于成为有成就的书法教授。吕斯百还提倡青年教师练书法,拿自己收藏的名帖赠送,以表鼓励。开办青年教师素描进修班,亲自任教并请高水平的教授轮流到班指导。凡当年的青年教师如范保文、徐力孙等现已成为教授、副教授,回忆过去无不对吕先生的栽培念念不忘,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关心社会青年的成长。如山西农村知识青年李德仁爱好美术,1965年写信向吕先生求教,通过函授,学有所成,现任教于山西大学艺术系。他回忆起来,热泪盈眶,说“吕先生是我未曾晤面的恩师”。

    吕先生对己俭朴,对公开销尽量节约。1964年,学校安排他去海南岛作为期三个月的写生。吕先生已年届花甲,由年轻教师刘稼祥陪同。到海南岛后,军区司令员指派了一辆军用小车、两个战士归吕先生调遣。但吕先生头天用了一次再也不肯接受,住宿也尽量找普通房间。他说:“出来一趟要花国家很多钱,要节约,不能浪费。”他为人谦虚热诚,从不道他人之短,更不言己之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同志。作为画家,任教之外还连续担负行政工作近40年之久,占去个人作画时间而毫无怨言。时间之长,在我国现当代艺术教育史上是少有的。当系主任,特别是解放前,没有副手,一切个人承担。遇到教师的工资、职称问题,总会产生矛盾,难免结怨而遭受攻击甚至被暗伤。他能照顾大局,逆来顺受而委曲求全,尽可能顾大局,尽可能对职工从各个方面给予照顾。1960年前后国家困难时期,他把教授特有的食品照顾票券及实物转赠困难教师,教师生病总要亲自探望。1962年,我和水彩画教研室主任杨云龙因肝病住进郊区柳营疗养院,心事重重。吕先生前来慰问,对我说:“你是美术系国画的主将,要从长远考虑,耐心把病养好。”使我感到莫大鼓励和慰藉。

     吕斯百在高师美术系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教学并担任系主任工作,和教职工团结合作,促使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模式、体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计划逐步完善,培养出了一批批杰出的美术人才,并对全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卓越的艺术成就

 

    吕斯百的艺术创作大都是利用假日或工作间隙进行,画出了不少独具风格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不仅在当代油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在留法期间,吕斯百注意从优秀的西洋传统绘画中吸取营养,博取众长,融会贯通,探索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他的油画的主要特点是雄健朴素,浑厚而有力,画面没有虚假矫揉造作习气。画笔洒脱,颜色纯化而雅致。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油画家常书鸿当年在法国见了他一幅静物《梨》,激动地用法语连声赞扬“真是了不起!”吕斯百留法时期的代表作有《野味》和《水果》等。

    从回国到解放这段时间里,吕斯百运用他深厚的知识技能,纯熟的绘画技巧,抒发个人感受。他在作品中既注意充分展示油画的特有功能,又致力于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探索。题材除人像、静物之外,多以农村田野、河川山色入画,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平凡景物.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诗意。直率淡泊,表现了对生活情景独有的纯朴感情,博得“田园画家”的美誉。在油画民族化的行列中他是前驱。他说:“我一直有用油画手法表现国画传统特点意图”.“油画民族化是必然的道路,而且是极为宽广多样的”。他的中国书法很有功底,美术系讲师华采真有幅在江苏省美展受到好评的国画《练武》,题字是他写的。人们看油画都是站得远远的,有次展览会上惟独有几个人在吕斯百的画前贴近边角,琢磨议论。原来他们是书法爱好者,在赞赏吕斯百先生用硬笔的签名。吕先生还能画国画,我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在重庆,日寇昼夜狂轰滥炸,他以愤慨的激情画了一幅生机蓬勃、劲健有力、茎叶冲天的荷花,并题上“炸弹下之荷花”六个苍劲大字,运笔用墨都是有一定水平的(这张画参加抗日救灾义卖展览,不知谁买去了)他对中国书画有研究,对油画民族化有见解。中国画的笔法、布局诸方面往往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国画写生重“目识心记”,吕先生画人像是允许对象谈笑自如的。1949年,他赴革大学习,行前曾为我画像,我们边谈边画,神态自然。他有幅《四川一农民》曾在苏联展出,受到好评。作品之成功,不是对象呆坐所能取得的。西洋画静物一般都是画的死鱼,吕先生有幅《鲇鱼》,一看就知盘子里的鱼是活的,还有一条蹦了出来,作品人见人爱,现为中国美术馆珍藏。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庭院》、《菊花》、《白蔷薇》、《湖上》和《四川农村》等。

     新中国成立后,吕斯百以充沛的热情,深人生活的新领域,以他娴熟的画笔为工人、农民、解放军作画,画出了他新时期的佳作。作品以热烈明快的情调,代替了过去作品中的幽静。同时由过去大量以静物风景为题材,转向了英模人物和革命史画的创作。其个人艺术风格更加成熟,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气派和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倾注了他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敦厚情感,并以艺术家的慧眼发现了西北黄土高原美的价值,创作了不少新作品。《瓦子街战役》是1957年中央军委、兰州军区组织创作的一幅大型油画,是歌颂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由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由吕斯百主笔集体创作,历时8个月。吕斯百曾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数易其稿。当时我的朋友傅子良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曾亲自经历这次战斗。吕斯百数次晤谈,取得极为真切的创作激情,作品完成后,彭总亲自审查,充分肯定,并接见了吕斯百。(此画当年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吕斯百先生这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少先队在海滨》、《海上节日》、《陕北山村》、《大理花》、《千佛洞》、《延安小景》、《又一条桥通过黄河》、《长江大桥》等。

     吕斯百留学回国以后,参加历年全国、省市的美展,又曾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部分作品为国家收藏,出版有《吕斯百画集》,其系列创作收集在《江苏十年美术作品选》、《江苏油画作品选》、《油画名家作品选》等。

 

永为后世楷模

 

    吕斯百除任职美术系教授、系主任之外,还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并兼南师支社主任委员,江苏省三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文联三届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等职。1960年在南师被评为教育革命先进工作者。

    他在担任繁忙的系主任和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认真承担社会工作。对所任职务,他都是以高度的责任心去履行,从不空挂头衔。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副主委吴桢教授于1987年在九三学社《江苏社讯》怀念吕斯百的文章中说:“吕斯百同志在艺术界、教育界的成就有目共睹,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是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位好领导”,“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主持南师支社,每周必向院党委的分管领导请示汇报,使组织生活生动活泼,内容丰富。

    吕斯百同志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于1973年1月含冤逝世。人们为了缅怀这位当代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和美术家,纪念他在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上的卓著贡献,先后在南京、兰州、北京举办他的遗作展览。1987年10月在南京的展览由江苏省教育委员会、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九三学社、江苏省文联、美协江苏分会、南京大学、江苏省美术馆、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1988年6月在兰州的展览由甘肃省教育委员会、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九三学社、甘肃省美协、甘肃美术教育研究会等单位主办。1989年4月在北京的展览由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江苏省文化厅、美协江苏分会等单位主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写了展览会标,全国美协主席吴作人题词“云开日照,人瘁艺长”。展览期间,召开了纪念会、座谈会。展览会盛况空前,各级领导、中外宾客、观众络绎不绝。场上有的拍照留念,有的现场临摹学习,中外报刊杂志纷纷报导,发表赞扬文章,纪念会上人们怀着哀惜的心情颂扬他的高尚品格,赞扬他对中国艺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巨大贡献。在兰州的遗作展开幕,南京师大美术系主任因故不能离校,由我作代表前往参加。开幕的一天,省、市、学校领导,各界人士,吕斯百当年教过的学生到会者甚多,不少是从西北远途赶来。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白光弼在开幕词中盛赞“斯百先生是西北艺术教育的开拓先驱者,西北师范艺术系创建人”。纪念会上,昔日的同事、学生以及亲友,无不追忆吕斯百先生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盛赞吕斯百先生的人品画艺,表达对他的无限的崇敬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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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芝--诲人不倦的数学教育家秦宣夫--德艺双馨 为人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