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江谦--我国早期师范教育的创业者

2013-08-01南师名人16984 [    ]  [打印]

     

     江谦,著名教育家,字易园,号阳复,1876年生,安徽婺源人,幼颖悟,就读紫阳书院二年后,受业于南京文正书院,为山长张謇所赏识。1902年废科举,张謇在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民办通州师范学堂,邀江谦共事,不久江谦任堂长、校长。江谦本以知行合一之学熏陶后生;以"能耕能学"为训,矫正空谈时弊,弘扬务实精神;辑"两汉学风",倡俭朴学风,传"明德新民"之 教。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使通州师范校誉日隆,名声越省。江谦又精于文字音韵之学,他由英文切音,发明阴阳声母通转规则,创设音标一案,实为注音字母的 先声。当时的学部设国语统一局,知他有此专才,征主其事,江谦又谢其位。后安徽学界公推江谦为安徽省教育会会长,江苏省复指命他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1914年8月,江苏巡按史韩国钧委任江谦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就前两江师范学堂,勘察校舍筹备开学,实为转入大学之始。1915年1月江谦聘郭秉文从美国来校任教务主任,旋于8月行入学考试,招国文、理化两部,录取学生126人。9月10日行开学仪式。至1919年因疾辞职,推荐郭秉文继任。此时的南高已设有四部六科,校舍占地370亩,教员53人,职员41人,在校学生416人。
  江谦认为办学应以理想为先,以精神教育为前提。他认为训育(即德育)就 是对学生的管理与训练,其要点有三:第一目的,要养成国民的模范人格;第二方法,要渐次扩张学生的责任感和服务观念,使之自觉地向所定之目的前进;第三程 序,学生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对本校校风负巩固培养之责任,对本校之附中、附小等附属单位负协助责任。
  江谦是硕儒而非道貌岸然,严慈皆备,其施教反对"我教你学,我讲你听",强调启发学生的自觉自悟。江谦倡导以"诚"为校训,认为"诚者自成"。南高之初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继又增加培养教育行政人员。后来,江谦认为国家的富强,有赖于科学、实业,于是积极筹措增设了农业、工业、商业三个专修科,在高师校内提倡和重视"实科"教 育,南高此举实开全国之先。江谦对教学和教学法重视基础,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南高学生来自苏、浙、皖、赣等省,水平悬殊,故规定新生均先入预科,对 较差学生单独编班,特别辅导,一年后入本科,而成绩突出者可跳级,不及格者可重读。江谦很注重笔记,把笔记列入成绩,要学生笔记时务须记大意而少记词句; 要求课后通过阅读自修,再记上自学心得,用想象力阐述自己的感受,用判断力抉择要义,加强记忆,随时备教师查阅,给以打分。江谦还说:"以强健的身躯行教育事业,这就是南高体育教育的宗旨。学生用脑过多,非教育之幸。"故南高招生,必请中西医作严格体检,体格孱弱者,概不录取,不论何科学生,体育列为必修。学生晨起后,一律要作米勒氏呼吸运动。学校设置各种体育会、队,开展各种运动、技艺、球类竞赛。1916年即开设体育专修科,把体育列为科学和必修的学科,又倡全国之先。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江谦就提出了"调整师生关系"。江谦要求教师改变只管授业的状况,倡导关心、接近学生,尽导师的全责;要求学生尊敬老师,组织学生主动看望老师,师生共同努力下一种新型的"尊师爱生"风气逐步在南高形成。
  1937年抗战军兴,江谦居通州海滨念佛讲教,精进不懈,旋又隐居上海著书立说。江谦所著《绕音》驰誉中外,此外由上海中华书局、苏州弘化度、上海佛学分局出版的江谦佛学专著,计有17种。
  1942年4月10日江谦病逝沪上,享年67岁。

 

 

鞠躬尽瘁    毕生事教

 

    江谦,字易园,号阳复,安徽婺源人(今属江西省),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江谦自幼聪颖好学,5岁开始读书,9岁熟读四书,通义理,13岁毕五经,攻诗文。求学期间,熟读曾文正公家训,悉治学之门径;潜修许慎的《说文解字》,立下文字功底;精读三代两汉的文章典籍,获深厚国学根基。“十七岁应童子试,六场皆冠其首,补博士弟子员”,后来在婺源紫阳书院学习二年,又去江宁(即南京)文正书院深造,最后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

    大约在1894年,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    1926)在 崇明瀛洲书院任山长时,见到了江谦化名所写的文章,“嘉叹以为美才,非县所尝有”,就设法找到了他。交谈中,张謇认为江谦“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翌 年,张謇就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江谦随之求学,朝夕相处并求教,学业大有长进,同时与张謇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交。

    张謇本着“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师范为教育之母”的信条,于1902年自筹资金在南通千佛寺原址,以惊世骇俗的壮举,拆除旧庙,拉倒佛像,新建校舍,首创南通师范学校,并任校长。在筹办通师的过程中,举凡建校大事,张謇均找江谦商讨。1903年2月,通师校舍落成前一月,张謇即延聘江谦任国文教习;1906年2月又聘江谦为监理,主持稽察校规,纠核全校工程、食膳及暂时权代总理(校长)之事。为此,张謇曾有一信给江谦云:“惕吾明年既不来,监理之事惟有以累吾弟,此外,更有何人可与我共劳者耶 但望坐而策之,亦不愿弟太自苦以妨养也。”信中反映了张謇对江谦的信任、关心及爱护备至的心情。

    1914年6月,张謇任国家农商部长,江谦代理通师校长,后任校长。同年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但仍兼任通师校长,直至1927年7月正式离任,先后在通师工作20余年,任校长14年,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早期的师范教育事业。

    1907年,安徽优级师范拟聘请江谦为教务长,江谦感念恩师张謇知遇之恩,婉言谦辞,后被推选为安徽省教育会会长。

    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资政院,江谦被推为议员,期间创议设统一音标,实为以后汉字注音字母之开端。

    民国初年,江谦曾当选为国会议员,去北京后目睹政局混乱,不愿从政,乃请假南归,专心办教育。1914年,江苏省长韩国钧委任江谦为教育司长。他工作认真,曾轻装简从亲赴苏、常、锡、镇、沪等地视察各校,随到随视,事毕即行,酬应送迎,一概谢绝。恰逢省官制变更,撤教育司,改为第三科,遂辞去。

    不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即将调任的省长韩国钧赴任前任命江谦为该校校长,并着其就原两江师范学校校址,详加勘察,期于一年内筹备完竣。南高师在江谦、郭秉文校长的精心筹划下,成绩斐然。当时,校长的月薪定为500元,江谦自降为200元。

    江谦在南高师任职3年多,积劳成疾,1918年回家乡养病。病中博览佛经,崇奉“儒佛一家”学说,创“儒佛合一”之论。后在杭州、皖南等地创立佛光社,并发行佛光社刊,各省分社林立,入社者万余人,成为皖南佛教之中心,全国有名的佛教团体。1935年,江谦率全家迁居南通三余镇原住所,南通各地佛教徒纷邀前往说法,南通佛教由此振兴,他还写了不少佛学著作,成了一名佛学学者。

    1941年移居上海,从事编印《阳复斋丛书》,1942年5月24日,江谦逝世,享年65岁。死后遗葬于三余镇居所,其婿(兼门人)游有维将《阳复斋丛书》18种继续编辑并出版发行。

    江谦还工于书法,融苏、黄为一体,晚年墨宝遍于海内。

    江谦毕生事教,一心育才,桃李遍天下,不求名,不谋利,为人们所崇敬。因其办学有功,清末,端方奏保为员外郎;民初,韩国钧省长呈报授予三等嘉禾章予以表 彰。江谦生平为人的准则是:为子尽孝,为文止慈,处世以恭,待人谦和。至于济贫助学、赈灾救生、印经造像、建庙、修桥筑路等种种公益之事,皆尽力而为,唯 摒绝私念物欲。

 

主政通师    誉满江南

 

    1902年,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初名通州民立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前后改称私立通州师范学校、江苏省代用师范、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等。抗日战争期间,东迁海滨原第二附小坚持办学,称通师侨校,抗战后迁回南通复校。1952年改为公立,称苏北南通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南通师范学校。100年来,南通师范学校英才辈出,蜚声教坛,培养了两万名毕业生,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专家。

    南通师范的创办对中国早期师范教育有一定影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南京政府评价南通师范的创办“开全国之先河”;1930年创编的《教育大辞典》指出,张謇于“光绪廿八年(1902年)毅然创设通州师范,实为中国师范学校之滥觞”;1985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指出,“通州师范的创立在近代师范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98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地方教育》评价:“南通师范学校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

    江谦先后在通师工作20余年,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校管理上,都作出了基础的但又带有开拓性的贡献。他始终以南通师范校务为本,没有一日忘怀通师的工作。在《南通师范十年度支略序》中,江谦写道:“教育之人,非无穷乏困病之累于内,优聘厚讫之引于外也,而优游坚定,不忍舍去者,以先生(指张謇)之冒风雨、犯寒暑而不敢自居其苦,以先生之捐身家、徇社会而不敢不忘其穷。”这段话,不仅表达了江谦对张謇由衷的崇敬之意,而且表明了自己几十年不肯离开通师以及鞠躬尽瘁从事师范教育的心声。

    江谦对中等师范国文教学有自己的观点与明确的主张。他在1911—1917年先后发表了许多研究改良小学教育及国文教学的文章,如:《敬告讨论国语教育诸君》、 《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古今异读表序》、《两汉学风志序》、《与汪彝 安论教师范生国文书》、《第十届本科生毕业训辞》、《校友会演说辞》等等,文章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的主张植根于他对如何办小学教育的深层思考,以及对 科举制度弊端的深刻认识。

    他认为:小学教育必须改良,在《小学教育改良刍议》中,提出了四条方案:“案一,初等小学前三年,非主用合声简字国语则教育断无普及之望;案二,初等小学二 三年算术,非主用珠算则不适于一般人民生计之应用而徒耗脑力;案三,初等四年及高等小学体操,非兼习旧有之拳法、刀法则不足以为军国民教育之要素,而操他 日制胜之权;案四,小学修身,非编定作法、实地训练而徒讲故事、尚理论,则知行永分而德育无效。”他指出:“在昔科举时代,非不读(四书)也,惟其读之非为道德,非为学问,但博取一功名耳!”一语中的,道出了科举之弊端,并提出了改良小学教育的全面方案。

    江谦教授师范国文,他认为国学是各科之根本。“吾人学国学,当从何处起 日:从识字起。”学生把二三千字的音形义弄懂搞通,读书教学中遇有一般困难,就能迎刃而解,而且“终其身读书作文用之不能尽矣”!他是我国最早的实施国语拼音教育的倡导者。江谦针对“汉时诸儒专讲形体勿于声音”、“后世形且不讲”的偏颇,借鉴英文拼音分析了汉字的音韵,撰写了《说音》一书,教给学生汉字“形声义理”的知识。

    1909年,江谦进一步指出:“以普及教育统一国语而不亟望于有国语教育,以有国语教育而不能假道于拼音字,此今日最亟要而最明白之论题也。”他建议清廷令全国初等小学教音标,并明令师范必先教学。1918年,通师即在“各级分习注音字母及国语,并定每两周举行国语讲习会一次”,在全校推广注音字母教学。

    至于读书内容,江谦偏于保守,一贯主张学生读四书五经,直到1926年,他还主张对未读过四书五经的通师学生,实施补救,设立“经课”。至于教法,他推崇“不事考据,专重性理”,以提高教师的道德修养为目的。教学作文,他倡导“当举科举时之浮华、架空、繁难之文字概去之,而趋于简朴之途”。

    1918年, 江谦任通师校长期间,在张謇的支持下,通师国文教学全面实施了江谦的主张:“理欲其积之精,则读书为本;辞欲其储之正,则识字为先;义法欲其清且纯则选读 古文为尚;于熟读古文而外,复与以读书之机,导以识字之径,课之以作文,辅之以日记。”国文教学分为:读书、识字、读文、作文、日记及习字六项。读书又分 讲读和阅看两种,讲读教材为四书和《群经大要》,由教师讲授,令学生熟读背诵;阅看教材为《曾文正公家书》、《求阙斋日记》等,为学生课外自定课程,教师 每周以一小时对其质疑。识字下分形体、义训、声音三部分,教材以《说文解字》为主,声音学则采用江谦的《说音》为主。读文由教师自选教材,以清真雅正而能 切于实用者为准,随年级升高添讲文典、文学史、文法及教授法。作文教学以记叙文、文牍文为主,间或作议论文。日记每周六缴阅一次。各课教学均强调切合小学 教学的需要,强调基本知识的传授与基本技能的需要。除了张謇以外,江谦对通师语文教学传统的建立,确实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江谦代理通师监理和代理校长时,与张謇的教育思想十分一致,相互唱和,配合默契。由于他崇尚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在贯彻师范学校培养目标上,特别重视师范生适应小学教育的问题,也特别重视培养学生德智体三者全面发展。

    在德育上,张謇及江谦都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江谦要求学生“人人应自反所以福国之道”,把教育工作与为民造福联系起来,并阐明:“吾人之修身与 爱国原非两事”,培养师范生要注重“根本与应用”,根本即道德修养,使师范生“出为人师,须能使所接触者受感化,而引出其心地之光明”。他们两人均很重视 优良校风、学风的建设。1903年,通师开校时,总理(即校长)张 謇亲自书写八字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并在隆重的开学盛典中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在学校倡导诚朴实干的校风,江谦作《两汉三十七 人传略》传示全校,批判“魏尚行诈,晋尚门第清谈”的误国害己坏作风。江谦又十分重视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他说:“士病无志,有志矣;病不久,专矣;病 不义,而既其志之专而久,宜其几于成矣!”他认为:只要确立了终身从事教育的思想,即便扎根在穷乡僻壤,也能做出好成绩。

    关于智育,江谦不仅主张师范生要学好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而且要学应用知识。按照当时国情,学生处于“有进境而无退步,一朝思退,不能农,不能工,不能商,以十载之苦,不能糊口”的状况,江谦为此建议:中小学“增加农作、工作等课,以救此弊”,于1917年开始,通师从三年级增设了工作、农作两科。江谦认为:乡村小学多农家子弟,故小学教员当稍知农事;至于商科,学校亦有所实施,如此安排,使师范生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关于体育,江谦也极为重视。他说:“……夫体育者,吾人生存所必要者也。在学校则功课繁多,不注意于此则疾病丛生……至于师范学生在毕业出任教员尤极劳苦,一不注意于此,甚至死亡。”因而,通师在强调上好体操的同时,于1916年在全校增设“每晨有十二分钟体操”,一年后,“学生自成习惯,好为之”,对增强学生体质,收效显著。为了使学生重视体育,通师于1911年还作了如下规定:运动成绩最优者,免一学期学膳费,每组1人;四年级师范本科可于八、九月间,由体操教员率领赴江宁参观军队,考察军事教育;将拳术列入必修科,并记录分数。

    江谦对延聘教师着重考察两条,一是学问,二是修养,但在生活上对他们很关心,发现成绩突出者,即请张謇予以表彰。南通师范学校先后延聘王国维、陈师曾、季万、朱东润等海内外名流为教师;建校之初,还聘请过8名日籍教师为教习,并派毕业生留学日本,学成回国任教。

    通师对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但很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一学生和江谦谈心时说:“学校之中教师意见可以与学生言之,学生有意见可以与先生言之,如斯则庶 无隔碍之虞。”江谦极为赞同该生意见,当即召集学生开大会,并作训话,支持这一合理建议,并号召学生:“重同学联络,盖一己之智识有限,此长彼绌,借同学 联络之功庶互换其所善。”

    在张謇和江谦日夜不懈、艰苦创业、精心策划下,南通师范学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且校风优良、学风严谨、学生成绩优异,获得省内有关专家好评。1909年, 江苏教育总会举办全省各学堂成绩展览会,在上海开幕,为期一周,通师有博物、图画及附小图画参展,其中博物成绩突出,评语为:“昆虫标本,蛾蝶类则展翅平 直,昆虫类则形态如生,又如昆虫鳞粉写真画昆虫图说,尤为独出冠时,毫无遗憾。其博物院经理孙钺所制植物标本,压榨平正,记载亦备。五山矿物标本兼备图 说,精善可爱。”

    张謇和江谦均重视知行合一。为此,在通师创立了博物苑、农场、附属小学作为教学园地,开创了重视实践的优良传统。校内各项设施也日趋完善,不仅有礼堂、课堂、体育场、食堂,还有图书仪器楼、教习室、息修室、账房、客厅等场所。

 

创建南高    奠基有功

 

    武昌起义,南京易帜,举国同庆。原两江师范学校监督(即校长)李 瑞清,不愿继续留任,而校园又驻扎了军队,两江师范学堂就此停办。民国伊始,兵革甫息,民心思治。江苏本文化之乡,共和方新,各县市都兴起了办学之风,但 不久就碰到了师资紧缺的困难,各地中学及师范学校校长纷纷向江苏省公署及教育部呼吁,要求迅速建立一所高等师范学校用以培养师资。1914年8月30日,韩国钧省长委任江谦为南高师校长的文中云:“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年(即1913年)叠奉部文,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兹查有江谦堪以委任为该校校长,合亟饬委,即仰该校长就前两江优级师范学校校舍,详加察勘,能否修葺一部分,勉应目前之用……务尽本学年内筹备完竣,以便定期开学……”    江谦有较丰富的办普师的经验,但办高师还是生平第一回,感到肩上压力不轻。但他不愧是一个有理想、有事业心、有眼光的教育家,明白要办好高师,首先要物色几位对高等教育有研究的人,要延聘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1915年 初,他即聘定留美教育硕士、哲学博士郭秉文为教务主任,聘请留美教育学士陈容为学监,并要他们在回国之前,去欧美各国细心考察,一方面学习欧美各国的办学 经验,一方面尽力罗致出国留学人才。同时聘请教育部视学袁希涛、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沈恩孚、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三位先生为南高评议员,和他们共商建校 大业。这三位先生都是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中国近代教育家,都是有见识、有点子的热心人,协助江谦出了许多主意,并始终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建设,所以直到南 高并入东南大学,他们还被聘为东大校董会的校董。

    人少事多,筹备工作千头万绪,其中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迁走驻军,困难重重;一个是修建房舍,工程浩大,时间紧迫。当时,校内还驻有步兵一团,还有雷电 练习所的驻军,他们只听上级军官的命令,对地方人员毫不买账。江谦亲往交涉,徒碰钉子,不得已只有频频拜访地方军政首脑,恳切陈辞,并组织各界名人,协同 呼吁。省公署乃训令驻军,另觅营房,早日迁出,以维教育。驻军迁出后,又请警察厅封锁学校,以免其他军队和单位迁入,这才使各项筹备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南 京两经兵事,学校数易驻军,破坏已甚,换防间隙,乱兵土匪,趁机掠夺,损失惨重。原来宏敞齐整的校舍,有192间被焚毁,其他除居中大楼和口字房受损稍轻外,皆门窗尽毁,四通六辟,不蔽风雨;断墙残壁,栋折柱倾,怵目惊心;仪器标本,荡然无存,不见尸骸;课具图书,演为薪炭,化为灰烬,损失约在40万元以上,劫后景象,满目荒芜,惨不忍睹。据原来筹算,开办费共需10万元,由于省财政拮据,又降为5万元。江谦只有撙节开支,排出轻重缓急,首先就受损稍轻而面积、用场较大的居中大楼和口字房加速修葺。一般校具,能修者尽量修理,必须购置者亦力求朴实,唯有对教室和自修室的课桌椅凳等,因师生天天时时使用,均采用东、西洋现用款式置备。各种必需图书期刊,尽力尽快采办。

    在江谦的日夜筹谋和精心组织下,至1915年夏,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遂于8月11日公开招考,9月11日正式开学。至此,南京高师继与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广州高师一起,成为我国最早的4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新旧教育体制和新旧教育思想还处在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之中,江谦初来乍到,确有举步维艰之感。1912年(民国元年), 蔡元培任第一任教育总长之初,真想干一番事业,很快就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他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批评了过去“忠君、尊礼” 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种教育平均发展的方针。但袁世凯主政,却下达尊孔令,要求把“孔 学”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蔡元培十分不满,却又无能为力,觉得照此办理,中国教育毫无希望,遂两度坚辞,上任仅半年即拂袖而去。继而,几任教育总长走 马灯似地转换不停。此时江谦举棋不定,颇为踌躇。就江谦本人来说,他也是国学出身,他所熟悉的,还是孔学、阳明之学、曾国藩文集等等;他的经验,主要是办 了多年的通师。如今,究竟应执行哪一家的教育方针 究竟应用什么来教育、培养学生 决策不当,岂不害了教育 好 在江谦乃谦谦好学的君子,他博览中外教育家的著作文章,虚心听取郭秉文等人的意见,思想渐明,能逐步摆脱传统教育的束缚,顺应潮流,赞同蔡元培的教育方 针,推行“五育”并重的主张。江谦能迈出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他使南高的教育,一开始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并且通过以后两年多的躬 身实践,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作出了两年工作总结,又把南高向前推进了一步。

    过去江谦提倡“能耕能读”,这中间一个“耕”字,已体现了劳动、锻炼之意,并包含有“勤朴”学风的内容,但目的性终究不够明确。1917年, 江谦则已认识到,“学生用脑过多,非教育之幸”;“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有赖完全强健之躯干作基础。否则科学程度纵有可观,而孱弱的肢体不足以发展其文明 之思想,而于应尽之义务。亦不能收到良好之效果,这种看不见的损失,对教育事业及其前途影响甚巨”。因此,南高从招生开始,就十分重视体格,对于成绩合格 的学生.必请中西医作严格的体格检查,体弱者,概不录取,并以此引起社会和学生的警觉。学校中,不论何科系的学生,体育列为必修。学生晨起之后,一律要做 米勒氏呼吸运动法,带有强制性,但可以不拘地点,不用号令,不求整齐划一,每人可就室外空气清新流畅之处,按各人体力,作自然动作,使各人的生理,作自然 之发展,使之成为各种体操之基本,并养成终身晨起运动的习惯。同时开设各种体育会队,开展各种运动、技艺的竞赛,增进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以强健的身躯行 教育事业,这就是南高体育教育的宗旨。”当然,南高的体育教育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由于南高的教师授业心切,学子求知心切,体育也常有被忽视之时,外界对 南高还有“老夫子气重矣”的评语。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春南高就开设了体育专修科,把体育看成一门学科和科学,开全国风气之先。1917年9月,江谦还聘请美国人祁屋克为体育科主任,并订有书面合同,聘期两年。

    关于训育(德育), 江谦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虽是国学院出身,但不道貌岸然,也非只讲管教,“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相反,江谦十分强调启发自觉,“以期自思、自行之效”。江 谦说:“过去对学生的教育,多采用消极的防范措施,虽属需要,效果并不理想,故拟作积极之改进。务须勉励学生用自己的言行来表示规则,勿以有限的规则裁制 学生的言行。”此话讲得何等深刻、何等的好!在距今80余 年之前,大小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有如此胆识,实在难能可贵。江谦认为,训育就是对学生的管理与训练,其要点有三:第一,目的——养成国民模范人格;第 二,方法——渐次扩张学生的责任感和服务观念,使自觉地向所定之目的进行;第三,程序——学生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同学之品行行为负规劝之责 任,对本校校风负巩固培养之责任,对本校之附中、附小等附属单位负协助之责任。怎样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南 高主要通过学生自治会来进行,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基本上都由学生自治会组织和主持,宿舍、伙食等管理工作,亦尽可能组织学生参加。那时食堂的预决算、食 品的采购、主副食的定价等工作,都听取学生的意见,每个学生,一年轮流到食堂工作一回。食堂开饭之时,学生鱼贯而人,没有争先恐后和插队等情况,卖饭菜的 窗口,上有价目牌,下有一木盒,无人收饭菜票,各人自投,从未发生过有人占小便宜的现象。学生自治会,实行三权分立,设立三个部门:一是评议会,二是执行 部,三是仲裁院,以收相互制约之效。仲裁院的威信相当高,有时学生间发生矛盾纠纷,也到仲裁院去解决。重大问题,要进行公开仲裁,这不仅表现了仲裁部门的 大公无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群众对仲裁部门的监督。所谓学生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实际也是一种民主准则的教育和民主生活的锻炼。长此以 往,就能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人格的完善以及自尊自重和自觉性的提高,收到良好的实效。

    在培养人才和进行智育教育方面,江谦也有值得称道之处。1915年南高成立之初,只有文史地和数理化两部,1916年 增设了体育专修科。后来,他看到了国家的富强,有赖于科学、实业的发达,科学、实业的发达,有赖于教育作基础,于是又增设了农业、工业、商业三个专修科。 在他病退以后,郭秉文掌校,又增设了教育专修科。这样,就使南高突破了“师范”的局限,而初步具有综合大学的雏形。当然在决策过程中,郭秉文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教授(此处作教学和教学法解), 江谦有两种意见:一是重视打好基础。南高的学生主要来自苏浙赣等省,当时军阀割据,各省自以为政,教材、教法等方面亦各行其是,学生的水平相差悬殊,故新 生入学后均令先进预料,打好基础。在预科内,又对程度过浅的学生,单独编班,予以特别辅导,以资补救,这样就使学生进入本科后,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和起点。 以后又实行成绩突出的可以跳缀、不及格的可以重读等灵活办法。二是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江谦认为,高等教育应以养成学生自力研究为主要目的,而以指导 读书,多备参考书籍,作自力研究的辅导,并且十分注重笔记,把笔记列人成绩。他要求学生笔记时,务须记大意而少记词句;课后通过阅读、自修,再在笔记上反 映自己的学习心得,用想像力阐述自己的感受,用判断力抉择要义;或互相讨论,以资比较;或自己补缀,加强记忆。并规定此种笔记,随时由教师阅看,给以打 分。经过这种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记忆力、想像力、判断力、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等方面都大有好处。

    早在通师,江谦就倡导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到了南高,江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调整师生关系”这一命题,应该说也是教育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和进步。江谦说: “眼下学校的主要弊病是师生隔离太甚,只是课堂见面,相见以文,无精神上之维系。而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又带有强制性,无共同自然之趋向,致施教与被施教 之间似一种机械作用,无活泼之生气可以涵濡,长此以往,对教育事业甚为不利。”江谦还说,教师不仅要尽教之责任,还应关心学生之学,学生之理想,以及怎样 做人。师生相处有期,师生之情意自通,乃能起信仰之心,而行指导之法。南高当时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方面要求教师转变态度,接近学生,尽导师的全责;一方面 安排学生主动看望老师,“行种种之谈话,俾使教师知道学生过去之状况,眼下之想法,将来之理想”。从现在见到的南高校友所写回忆文章,以及他们的谈话,可 以发现南高的学风和师生关系确实起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著名的地学家、原南高学生、去台湾后曾任“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先生在《南高学风》一文中写道:“南高学校生活确乎是整个的,教授与同学的努力好像有完全的协调,有深厚的内在的统一,这实在是南高教育的成功。”“在民初的教育史上,南高当然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一位校友说得好:“母校的师生情,校友的母校情,六朝松将永远作证。”

    南通师范学校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其中心指导思想是一个“诚”字,而江谦对南高学风建树的贡献,也是他始终竭诚提倡的“诚”。南高以“诚”为校 训,江谦说:“诚乃教育精神的根本,诚者自成。”“诚乃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不足以救国。以信心为主体,以 信力为用,此即南高教育之宗旨。”江谦认为教育是立国、兴国的根本,要想国家富强,必靠教育做基础;而要振兴教育,又应自“诚”始,以“诚”继,以“诚” 终。非仅教育有赖于诚,大凡修行、立身、求知、锻炼、做人、待人、立业、建功,莫不有赖于诚。由于江谦的循循善诱,以诚感人,终使莘莘学子铭记在心,从而 形成南高的诚朴风尚。

    江谦为人谦厚,举人唯贤。1918年,江谦因积劳成疾,推荐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务;继因经年未愈,主动让贤,推举郭秉文掌校。1919年9月,江苏省公署遂正式任命郭秉文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江谦卸职后,身虽离去,情系故校,仍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南雍贤者,咸以为江谦筚路蓝缕,创建南高;以道为本,开诚朴校风;道德学问,均堪作表率。是故1921年南高改建为东南大学时,仍一致推选江谦为东南大学的发起人和校董会董事。江谦无愧于清末民初的著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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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革故鼎新 领袖群英--郭秉文李瑞清--近代师范教育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