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名人
李旭旦--五十春秋论人文地理 三千弟子遍山川神州
发布时间: 2010-06-07 浏览次数: 2863

 

   

    1985年7月8日凌晨,一位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的卓越地理学家停止了他的脚步,一位将50个春秋奉献给教育事业的老教授永别了他的讲坛,一位深受爱戴的师长离开了他的亲人学子。他就是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李旭旦教授。旭旦先生去了,但他一生潜心探究的人文地理学获得了新生;旭旦先生去了,他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师范教育园地正春意盎然,生机无限……

 

锡澄河孕育的“地理细胞”

 

    1911年阴历九月初八旭日东升时,李旭旦出生在江苏江阴县青阳镇。于是,他的父亲——一位民间中医,为家中惟一的男儿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李旭旦。父亲微薄的收入,难于养家糊口,幼年的旭旦因没有足够的营养供给,脸色枯黄,身体清瘦。

    故乡青阳镇给了童年的旭旦以无穷的兴趣、好奇和幻想。青阳位于锡澄运河的东岸,是一个顺河南北延伸的条形城镇,运河是热闹而繁忙的。目睹运河上形形色色南来北往的船只,小旭旦最留意那些秋后南来、初春北上的“毛工船”。“毛工船”的船尾总有一男一女用桨划船,船头上往往坐着烧饭的孩子,舱里的孩子也在哭叫,他们就停泊在青阳镇上过冬,船户说的话他难以听懂。面对这些络绎不绝的船只,面对锡澄河朝夕流淌的河水,小旭旦思考着,这条大河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去 为什么船上的人说的话和我们的不一样 他们的家乡也和青阳一样吗 一连串的问号,带着他的心向往着远离家乡的异地风光。如果说这就是李旭旦研究地理学兴趣的萌芽,那正是锡澄运河孕育了他的“地理细胞”。

 

从“并不起眼”到“出类拔萃”

 

    李旭旦的小学时代并不起眼。他在青阳读了四年初小和三年高小。在学校里,他身体瘦弱,孤独胆小,成绩平平。高小二年级时,他的英文成绩只得了8分,若暑假后补考的成绩不及格,就得留级。年幼的他已经意识到,留级就意味着重交一份学费,他上学已经使父亲勉为其难了,留级岂不是给家庭带来灾难吗 于是暑假后的英文补考答卷,使老师发现了这位不起眼的孩子所蕴藏着的意外的才能。黯淡的处境,使小旭旦更能体贴父亲的艰辛,使他更明白做儿子的责任。自此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哄抱病弱的妹妹,夜晚为了节省灯油,就坐在母亲织机旁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一种与困难作不屈斗争的韧性正在他身上养成。

    中学时代的李旭旦逐渐成长为一位忧国忧民、立志于读书救国,并在学习上成绩卓越的青年。他于1924—1930年在江阴私立南菁中学度过了宝贵而又关键的中学时光,菁园淳朴校风的熏陶,良师的提携,自身的刻苦努力,促进他的成长。

    南菁中学校门口悬着一块“忠恕勤俭”的匾额,“忠恕”的内涵是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勤奋、俭朴却体现了传统国民性的优点,这种精神在旭旦身上生了根。这种精神和虚荣心作过斗争,李旭旦曾经回忆过一件事:他在南菁读书期间,每到学期开始,他总是提着一大袋铜板去交学费。有一次,他要求父亲设法将铜板换成银元或银角,因为他觉得跟同学相比,提大袋铜板有点寒酸,但遭到父亲语重心长的训斥。学校教导与严格的家教,使得少年旭旦养成了俭朴的作风。

    家庭的贫寒使旭旦更能了解求学的不易。在南菁中学,旭旦学习刻苦的程度,用“如饥似渴”是不足以形容的。南菁中学里每天两节课后,总有小商贩来兜售点心,学生可以随意购买包子之类充饥。同时上海北新书局在学校设有“读者之友”联络点,如果定期交款壹圆,即可供应北新书局出版的所有新书。在物质和精神食粮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旭旦将所有的零用钱交给了北新书店。每当同学们吃肉包子的时候,他总躲到安静的角落去品味他的精神食粮——书。他喜欢朗诵梁启超的文章和鲁迅的作品,还喜欢朗诵英文。他能从头到尾背诵英语教科书“Life of SamualJohnson”(《赛米尔·约翰逊的一生》)和用英语写的世界地理教科书,他对文学、历史和读书救国的哲理着了迷。高中时,李旭旦的语文、历史、地理和英语的成绩,均居全班首位。他每次参加作文比赛总是榜上有名,并曾在江阴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他特别感激他的语文老师张禹林。张老师平素要求学生写文章必须简练朴实。有一次,他以“读书与革命”为题让学生作文,旭旦欲罢不能地写了整整一本。过了几天,张老师在课堂上把作文本发给学生,旭旦忐忑不安地低下了头,估计要挨老师批评了。但出乎意料,他的长文得到了老师的赞许,老师在他作文本上的批评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老师的肯定激励了旭旦的爱国热情和写作欲望。后来李旭旦在中大所写的一篇题为《江阴地理形势》的文章,就以张老师的一首诗“水为黄山曲,江防第一重,削平鹅鼻嘴,直下到吴淞”为引言,这也是李旭旦牢记老师教诲的见证。

    中学时代的李旭旦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锻炼出了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他曾主持过学生会,这些都为他今后的学习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总之,李旭旦已是菁园里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了。

 

在中大地理系崭露头角

 

    1930年,他以全班总分第一的成绩,作为南菁中学惟一的保送生进入中央大学(地址在南京)学习。身着青布长衫,脚踏粉底黑面布鞋的旭旦满怀憧憬来到南园(中央大学雅称),欣喜过后便是惘然了,怎样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 选择什么专业 他的南菁中学高年级同学、小同乡朱炳海当时已是中央大学地理系的高年级同学了,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他帮助旭旦安排了住宿,并领旭旦晋见了地理系主任胡焕庸教授。这样,李旭旦被接受为地理系的学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旭旦作了一次重大的选择,这次选择使李旭旦今后的生涯与地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旭旦在中大地理系的四年,博览群书,勤于实地考察,仍然是学习上的强者。他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斋为他提高理论水平、拓宽视野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实世界给了他展示才华的机会。家乡青阳镇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一年级时,他从研究家乡的地理开始,写了《江阴地理形势》发表在当时的学生刊物上,这位初露头角的地理系新生的文章获得了中大江阴籍同学的好评。二年级时,他与任美锷先生合译了法国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这部专著长达50万字,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该著作1935年出版,对于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有着重大作用。李旭旦每年暑假都参加野外考察,1933年,他参加了胡焕庸先生、奥籍教授费思孟和任美锷一起进行的高淳东坝地区实地调查。1934年夏,他与楼相茂先生等随胡焕庸老师前往苏北考察里下河地区的水利和黄海沿岸的盐场与棉垦工作。他担任考察团的日记工作和拍摄沿途照片的任务。在该次考察报告《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中,《记程》和《连云港》等篇出自李旭旦之手,《盐务》一篇是他和楼相茂先生合写的。

    大学时代,广泛阅读使旭旦得益于书本,翻山越岭使他得益于社会和自然,他逐渐领悟到了地理学最有效的工作方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以后在事业上的不断追求、不懈奋斗,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1934年,大学毕业的李旭旦被留任中央大学地理系助教。这位风度翩翩、学识渊博的青年学者,协助胡焕庸教授将其所讲授的《气候学》整理成稿,并在《地理教育》上发表文章,提出个人想法。当时大学助教的月薪70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算是相当高了。他每月将工资一半寄给父亲,父亲用儿子寄回家的钱翻修了房子,还打算为儿子娶个媳妇,颐养天年。

    李旭旦在朋友的鼓励下,1936年参加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考试。原来抱着试试看态度的李旭旦居然考上了,惊喜过后便是慎重而严肃的选择: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在“出国求学”和“安居乐业”之间选择了前者。

  1936年夏,他用出国安置费买了生平第一套西装,买了一张四等轮船票,其余的钱全都给了父亲,留下了深沉的孝心,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望,登轮前往英国。他听从了李四光的意见进了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剑桥大学这所享有国际盛誉的高等学府里,来了一位勤奋、严谨、不卑不亢的中国留学生。

    他在剑桥大学时住在剑桥河北,每天上课要经过剑桥河。有一位英国朋友问他,您喜欢剑桥河吗 他无法作答,因为他当时没有看到什么河。当这位朋友指出,几个月来每天他穿过的就是剑桥河时,他哈哈大笑,他想,在中国这样一条小河只可算作小沟,哪能算是真正的河流 其实,这句话何止是出于地理学者的严谨,难道它不能反映出海外学子眷念祖国的赤子之心吗 

    到英国以后,旭旦先生仍实践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条格言。他在英国三年的两个暑假,与任美锷先生驾车漫游了英国的许多地方,并同访了瑞士和阿尔卑斯山。在剑桥大学读书后期,因当时英国生活费用昂贵,他便搬到物价比较低廉的德国去完成了学位论文《江苏北部区域地理》,用省下来的钱访问了瑞士和法国。在英国学成归国时,他经大西洋,横贯美国大陆,从太平洋回到了上海。这样,他从出国到回来,竟整整绕了地球一个圈。他在国外的长途旅行,只是肩上挂着一台照相机,口袋里装着地图、笔记本和小罗盘,手里提着一只盛放衣服杂物的小提箱,路上断断续续地搭便车,他就这样随心所欲地遍访了美国的摩天大楼、国会图书馆、国际地理学会、国家公园等等,获得了关于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9年,学成归来的李旭旦先生从上海经越南回到昆明,再到重庆,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并于1942—1946年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长期的实地考察,渊博的知识,使得旭旦先生不仅具有了熟练的野外工作技能,而且还能作地景素描。他在1941年写成了《区域图表及地学素描在峨眉山之应用》,194l—1942年,他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任该团团长,考察白龙江中下游。面对广袤的西北山岭,这位江南书生也做起了“骑士”,这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他征服了西北骏马,更征服了自己。在马背上,他构思了考察报告《白龙江中游人文地理考察》,报告中指出了当地农、林、牧发展不平衡的弊病,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发人深思的。

 

只身归国    迎接解放

 

    1948年夏,李旭旦先生应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主任、著名农学家O·E·贝考之聘,作为该系访问教授讲学一年。他所作的Delimilation of Geographic Regions of China(《中国地质区域分布》)学术报告,赢得了美国同事和学生们对这位中国学者的敬佩。访问期满后,他清楚地看到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已临近崩溃,顾不上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夫人陆漱芬女士,毅然只身回国迎接解放。

    1949年,他再次回到中央大学,此时国民党军政官员上上下下整理行装,准备逃往台湾。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党教育部进行着中大的迁移工作。李旭旦不仅不打算去台湾,而且积极阻止国民党将中大迁至台湾,他不顾个人安危,担任护校负责人之一,支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力量,因此被誉为“爱国民主教授”。

    难忘的一天终于盼到了。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城,他兴高采烈地挤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新中国成立,翻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意气奋发的李旭旦决定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新中国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建国初,他作为有名望的地理学专家情绪昂扬地向南京各界人士作了多场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讲演,面对黑板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他用分析和对比的方法结合实际事例,科学地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祖国的伟大,以激励同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当时正在南京的中共党政负责人陈毅等同志曾专门听他讲演,对他的爱国精神和渊博的知识极为欣赏。

    李旭旦为新中国的到来欢呼,为建设新中国发挥着自己的聪颖睿智。1950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译出了《苏联地理》一书。1952年,他又及时写成了《新沂河完成后六塘河流域的农田水利问题》一文,这对于建国初该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义无反顾  献身师范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作为一名蜚声学界的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先生却主动放弃了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职位,主动向组织请求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建地理科(1954年改建为系),主持理科工作。李旭旦先生说得好:目前,地理科学的深入研究自然非常重要,但要使我国地理学研究得到深入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加强地理学人才培养,做好地理学普及工作,而在这一方面,师范院校地理系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凭着为新中国师范教育事业奉献人生的执着信念,李旭旦教授愉快而又兴奋地来到了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科,主持系务,带领几名教师,以精练的教学内容,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使一批批青年学生经过专业的学习,奔赴中学地理教学岗位。在李旭旦先生和地理系教师的不懈努力下,仅仅六七年时间,地理系就由建科初始的4名教师、57名学生、几十本参考书、寥寥无几的仪器设备,发展到近40名教师、335名在校生、10000余册图书资料、2800多台件仪器、3000多件岩石标本、.590余幅教学挂图,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

    李旭旦所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南师地理系的学风和教风。他1953――1956年译《研究自己的乡土》,1956年著《苏联经济地理概论》,1957年译《我的旅行》,这些书对当时的科研和教学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讲演最能吸引学生,他那动听的吴语普通话,他那涉猎中外、实例详尽的论证,使学生们至今难忘。李先生讲课时,总是先用粉笔在黑板上迅速地画出地域轮廓,然后在轮廓内随讲随填河流、山脉、城市等地理内容。学生们仰慕他、模仿他,学习旭旦先生的技能,学习他的千锤百炼、不畏艰难的精神。

    最令人惊奇的是李旭旦先生所具有的充沛精力。他担任系主任的时候,除了行政工作外,还有很多社会活动,但是他仍然和其他教师一样亲临教学第一线,每届学生野外实习他都参加,与师生同吃同住,一同爬山涉水,而且因为他体瘦身轻又久经锻炼,在爬山时总是遥遥领先。师生们被他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他自己却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地理教育工作,从来没有遇到过新中国这样的办学气魄和鼓舞人心的场面。”可以说,李旭旦先生的旺盛精力和充沛干劲,都源自于他对祖国、对青年、对事业的无限挚爱。

 

错、乱时期的执著追求

 

    1957年夏,李旭旦正领着学生在苏州野外实习,被急电召回,强迫承认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由分说地骤然成了被削职、降薪处分的反面教员。难于忍受的冤枉和屈辱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胃病。虽然如此,他仍为能获得讲课的机会而自慰。每周十多节课,他照常讲好,并自编了讲义,每逢挖河或其他劳动,总是率先进入寒气袭人的泥水之中。恶劣的环境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那就是“祖国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三年以后,他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情况稍微好了一些,他就毫不放松地工作。1963年,他写成了《公式号码法的应用与评价,以苏州东山镇为例》,1964年译出魏格纳(wegener)《海陆的起源》。

    十年动乱时期,旭旦先生自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再遭折磨,他所从事的人文地理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打人冷宫。漫漫长夜,斗转星移,但李旭旦先生盼望光明到来的心决不移。这段经历是令人辛酸的。1982年,重获新生的李旭旦先生曾两次观看电影《牧马人》,都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在观后感中这样写道:“这倒不单纯是我和许灵均都是‘右派分子’而有共鸣;主要是我和许灵均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同样的看法,深信祖国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老教授的第二青春

 

    1979年,李旭旦先生的右派错案得以纠正。当宣布他再度担任南师地理系主任、恢复原来的工资时,他感动得哭了。这位年近古稀,历经沧桑巨变、乾颠坤转的老教授,情不自禁地说:“党确实是伟大的。”不久,他激动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是勇于改正自身错误的坦诚的党给了他新生?他更加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了。

    落实政策后的李旭旦先生,迎来了生命历程的第二青春,他以超量的工作来追偿失去的分分秒秒。1979年,他写成《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1979年6月,他当选为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为重新确立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奔走呼号。1980年1月,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会上宣读论文《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呼吁恢复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得到大会代表的一致响应。接着他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著会上,主动接受了地理分册主编工作。

    1980年8月,他不顾年高多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前往日本参加了第四十四届国际地理学会议,宣读了论文On the Problemof Regional Geography?Teaching in China(《关于中国区域地理教育问题》),副题为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在这一领域赢得了国际声誉。

  1981年,他写成了《人文地理学的复兴》;1982年,写成了《大力开展人地关系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及其近代趋势》;1983年,译皮·詹姆斯(P·James)《地理学思想史》,译(美)段义孚著的《人文地理学》,译《苏联地理学的理论问题》;1984年写成“Kluman Ceaproghy”(《人文地理》),同年9月,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分册出版;1984年7月,在北京举办的人文地理学讲习班,他因病未能主持,他写成《人文地理学导论》及《世界各地的人文地理学派》请人代为宣读。这么多国外论著、资料的翻译,这么多论文的撰写,对于年逾古稀、病魔缠身的李老先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他深知为了创立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必须对人文地理学理论基础和发展趋势进行阐述,必须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他深知人文地理学面临着冲破传统的地理划分樊篱的任务,他深知这门学科要不断解决人类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人地关系问题,他指出:“如何协调人地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已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学者参加国家建设的新任务。”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虽老骥伏枥,犹志在千里。

    1984年10月,李旭旦教授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要做的事很多,但目前第一位的是培养人才。”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为育人,他亲自为青年教师上专业英语课。1982年,招收了两名人文地理学研究生,他要求学生要学会应用科学技术新成果,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断深入开拓研究领域。另外,他多次在专业会议上,号召对广大中学生进行爱祖国、爱和平、爱人民的地理教育。

   李旭旦先生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建树,对人文地理教育的矢志不渝,赢得了人们的深深爱戴。1984年12月20日,南京师范大学为李旭旦、王维屏两位教授举行教学50周年纪念会,四代弟子欢聚一堂,话说师恩。汪永泽先生为李先生写的长联,概括了李老的一生:“五十春秋,论人文地理,探舆志渊源,译著等身,事业名山尊旭老;三千弟子,遍百园九州,传师门衣钵,奉觞来庆,草崖万木又新生。”

    旭旦先生献身于地理学,忠诚于教育事业,固为人们所称颂。他那真诚的人生态度,俭朴的生活作风,更是使人难忘。他对朋友、同事、亲人充满关切情谊,他为人耿直,襟怀坦荡。他在落实政策后,向南师领导直言面陈中文系周镜泉错划右派案,为翁文灏平反奔走呼吁,这是一种多么坦诚的待人态度啊!

    坦诚待人、严格律己正是旭旦先生真诚的生活态度,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对自己严格要求。他住院时,听说华罗庚先生死于讲学过程中,慨然说:“华老死于工作中,可谓死得其所。”想到自己的状况,他说:“不能工作虽生何益 苟延残喘,于人何利!”他要求活着为了工作,为了别人,这是何等无私、崇高的生活态度啊!

    他过的是那俭朴得不能再俭朴的生活,他留下了满满两屋的书,留下了仅有的两抽屉破旧的衣物,在与病魔作了最后的抗争后,就匆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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